在A股市场的很多投资人心目中，中国股市就是一个政策市，政府更是股市中的如来佛祖，不仅洞察一切，更能任意发动一轮牛市，开启一轮熊市。每当有牛市出现，都有人以“政策牛”作为自己判断的依据，每当有熊市出现，都会有股市的失败者将责任推到政策身上。
这一轮牛市，伴随着习李新政，来势汹汹，加之官媒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摇旗呐喊，政策牛、政府托市的说法不绝于耳。而一旦出现股市暴跌，各种政府干预股市的言论又开始甚嚣尘上。
那么究竟，政府能像如来佛祖一样，随意操控股市于掌心之中吗？
电影导演也有勇气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了
股市和经济，是现代社会两个比较奇特的领域。它们首要的共同特点是：受很多种身分的影响；具有周期性；即使是名满天下、高智商、高学历，享受高薪的业内专家也难以预测。
以经济的预测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女王问英国的顶尖经济学家们为什么未能预测这次危机，专家们无言以对。电影导演斯比尔伯格曾说，以前达沃斯经济论坛邀请他去都谢绝，因不懂经济。但金融危机后也有勇气参加了，因发现经济学家们其实也不懂经济。最近巴菲特更在股东大会上表示：“如果一家企业雇用一位经济学家，那意味着公司费钱多雇了一个人手。”
经济学家在股市中的表现更是乏善可陈。《漫步华尔街》一书“译者的话”说：对于全世界的证券投资学教授而言，最担心学生提出的问题恐怕就是：“您这样博学睿智，自己的投资业绩一定很好吧？”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多数教授（包括我自己）面对这个问题通常不是面红耳赤就是环顾左右而言他。为什么《漫步华尔街》这本书如此畅销，就是因为作者既是经济领域的著名学者，还通过股票和基金赚了大钱，是亿万富翁。
政府控制股市论谬误
股市如此诱人，令无数怀发财之梦的人竞折腰。正因股市的涨跌和绝大多数人一生的最大问题—金钱相关，所以多数人的思维在股市中会发生扭曲，对股市各类问题的认识，往往是错误的，政府控制股市论就是如此，其至少有以下几个明显的谬误：
治大国如烹小鲜，对股市的控制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
假设政府要推动股市的上涨，立竿见影的措施就是大幅降息，大幅减税以增加上市公司在内的企业盈利。付出的代价是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的增加，这两个大麻烦又该如何解决？
2011年，时任总理的温家宝说：“我这人经历多了，如果通货膨胀同贪污腐朽结合在一起，足可以影响一个政权的稳定。”而财政赤字，已经折腾了美国和欧洲好多年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政府强行改变股市的涨跌要实现什么目的？
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全部国家的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相对于这些大目标，股市上涨政府直接受益的几个方面（国有股以较高的价格减持，社保金的增值，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的上市）都是不值一提的，都是必须让位于首要目标的小目标。只要不是执政能力很差很不成熟的政府，就不会像张飞打仗一样出台首要目标为影响股市涨跌的经济政策。
如果政府真的要实现一定的目标并干预股市，则基本不可能完全保密，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部分投资人的利益受损，损害政府的声誉。
在美国安然公司财务造假案件中，为虎作伥的前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仅仅是声誉受损就轰然倒塌。正常的政府怎么可能冒声誉受损的风险轻易干预股市？
再看本轮牛市，所谓的政策牛，到底政府想实现什么目的，从未看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事实上也不存在只针对股市的政策。降息、降准是利好全部经济的政策，并非只是为了推动股市上涨，在股市翻倍之前和过程中，有其他明显的所谓的积极的股市政策吗？
政府的力量是否足够大到对抗其他影响股市的所有力量？
一个阶段的股市行情，是由多种身分决定的，股市涨跌更受一般规律的影响，政府硬要逆势造市，未必有这个力量。
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即使中国早早地大幅降息，取消印花税，停发新股，甚至仿效地方政府补贴买房款一样对买股票的投资人进行补贴，也基本不可能阻止股市的下跌。
再看2003年和2004年，全球新经济泡沫破灭后的熊市基本上都结束了，全球性的新一轮牛市开始了。而在中国，证监会大力推出了开放式基金，新股停发，印花税下调；保监会放开了保险资金投资股市的限制；央行降息，但熊市仍未结束。根本原因是上一轮牛市的泡沫太大，还没有挤完。另外中国经济开始了10%的增长周期，实体经济的潜在回报好于股市。即使各政府部门出台更有力度的政策，牛市也未必就能提前到来。
低利率是股市走牛的大利好，美国经济并未恢复2007年的繁荣，但股市早已创历史新高，根本原因就是零利率。但日本股市因泡沫过大，经济又是长期低增长，虽然日本长期零利率，日本股市即使在大规模量化宽松大涨后，也距历史高点相距甚远。
资本市场对各类政策的理解未必是确定的，政策未必能起到预期的效果。
以2005年股权分制改革为例。当股改政策公布时，我当时作为一个投资人心里是非常失望的。听广播、看网络新闻，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是利空。但据一些公开资料透露的消息，当时证监会通知各大券商，要为股改导致的大涨行情做好准备。
幻想中国政府频繁干预股市以实现不适当的目的，与事实并不符。以本次牛市为例，“慢牛”有利于金融稳定，也有利于社保金和地方养老金在低位建仓，但各政府部门并未出台强有力的政策阻止快牛行情。2013年以来，创业板泡沫不断膨胀，风险不断加大，证监会也并未出手压制创业板的上涨。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宁可短期内“得罪”企业家、股市投资人，也要化解或是缓解资本市场的风险。而不负责任的政府却是放任股市泡沫的膨胀，在泡沫破灭的过程中又花巨大代价挽救大而不能倒的金融企业。
中国股市创立之初就是一块搞不好就关掉的试验田，中国政府在监管股市、化解金融风险上最初经验不足，有一些行政干预，影响了股市中短期的走势，但无可厚非，枢纽是不成熟的中国股市需要适度的干预。
只有快牛没有慢牛
说到干预中国股市的必要性，需要说一个中国股市的基本“特征”：从来只有快牛行情而没有慢牛行情。最近20年，牛市一般只能持续2年左右。1996年、1999年和2006年的三次大牛市行情，都是如此。2008年底开始的行情只持续了不到一年。
为什么中国股市有这个“特征”？2007年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的结论是中国文化中，人们有短期内赚大钱的梦想。
中国神话故事中有摇钱树、聚宝盆的传说，不记得西方有类似的传说。不少中国人相信“人无横财不富”。克劳塞维茨在著名的《战争论》中指出：“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身分。”中国人看了这句话，可能觉得这是废话。中国人喜欢的是诸葛亮空城计、草船借箭这种以虚胜实的战例。
于是中国股市一旦有了明显的上涨行情，赚钱效应就会迅速蔓延。在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较多的情况下，存款搬家很容易就掀起大牛市行情。
中国股市推倒重来，和股市快速上涨最终崩盘，都是政府力争避免的，因此出台的干预政策，也是有必要的。最近21年几次较为明显的干预，也是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
1994年的三大救市政策。
在上证指数累积暴跌近80%的情况下，救市政策是为了避免股市关门，起码是避免股市成为一个僵尸市。
1995年关闭国债期货市场。
327国债事件显然是金融市场的丑闻，关闭国债期货市场也是为了中国的金融稳定。因此导致市场资金转战股市，当年5月18日上证指数单日上涨近31%。但政策的初衷显然不是为了推动股市的大涨。
1996年的12道金牌。
当年2月至12月，上证指数从512点大涨至1258点，积累的风险较大，泡沫破灭对广大散户的伤害是巨大的。因此从当年10月起证监会就连续11次试图缓解市场风险，怎奈股民热情高涨，这才有12月16日的《人民日报》评论文章。
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政策。
这一轮牛市的背景是美国新经济泡沫，中国股市涨的也是网络科技股。但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早在2000年3月就开始了大熊市，而中国的网络科技股泡沫一直持续到2001年6月。当时的中国股市纯粹就是一个肆意炒作的财富粉碎机。似乎是当年6月的国有股减持政策砸出了四年熊市的大顶，但泡沫继续膨胀下去的结果又是什么？没有这个政策中国股市能再涨三五年？
2005年的股改，解决了法人股不能流通的历史遗留问题。
直到半年之后，上证指数仍跌至距998点不远的1074点，市场根本未将其理解为利好。
2007年5月30日提高印花税率导致上证指数近千点暴跌
。这个政策结束了当年小盘垃圾股的肆意炒作，泡沫早些破灭，对绝大多数参与其中的股民是短痛不如长痛。如果没有这个政策，上证指数涨到8000点，甚至是1万点再下跌，会多增加散户们上千亿甚至更多的亏损。
数次阶段性停发新股
。在长期的熊市中，停发新股显然有利于市场企稳，有哪个投资者不欢迎这样的政策？
官媒摇旗呐喊算不算政府干预？
那么如何理解《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今年以来多次为股市摇旗呐喊的文章？这难道不是政府在干预股市？个人认为，一个经济学家要想丢人现眼，就去预测股市。一个媒体，要想自损声誉，就去点评股市。即使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未表现出很强的股市预测能力，以往明显错误的点评或预测比比皆是：
把新华社或《人民日报》的文章当作是政府干预股市，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记者文章是否肯定代表了新华社，新华社又是否肯定代表了政府对股市的态度？
发表文章中引用的部分学者的观点，是否代表了新华社或是政府的意志？
两大媒体是否准确地预测了本次大行情？如果没有，又怎么能准确预测未来行情？
由上可见，政府并未在A股市场经常性地扮演“有形之手”的角色，频频干预股市的走势，损害投资人的利益，加大市场风险。在为数不多的干预中，也部分降低了股市风险，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散户的利益。对于投资人来说，与其猜测“有形之手”何时出现，或抱怨对股市的干预政策，不如潜心学习，早日找到股市中有效的投资策略或投资方法。
最重要的是，政府不是股市中万能的如来佛祖，股市自有其运行的一般规律，政府不大可能和这些规律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