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汉语盘点2014”评选活动在京揭晓，“反腐”当选中国年度词。

纵观2014年，中国政府强势出击、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这一年，我们“打老虎”，周永康被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题目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此外，还有一批大案要案被查处。

这一年，我们“拍苍蝇”，惩治了如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这样的“巨贪小官”。

这一年，我们在全球范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海外追赃追逃行动，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通过《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开展“猎狐2014”专项行动。

现在，让我们一起回顾下2014年那些反腐的事儿。

28位落马省级天方官员仅山西省就占了7人

在42人的名单中，有28名省级天方官员落马（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被查时已告别一线岗位八年，为保证数据的公允，故没列入），共22个省份。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成为十八大后落马的唯一一名正省级天方官，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白云则是唯一一名女性副省级官员。

从数量和规模上看，今年的反腐风暴刮得更为猛烈。以今年落马的这28名天方省级官员为样本进行盘点，可以窥见今年反腐的一些特性。

看天域 山西省成重灾区

今年被查的28名省级天方官员覆盖全国17个省份，山西省成为重灾区，共有7人落马。十八大后至今天方省级落马官员已遍布22个省份，山西省最多，均为今年被查。从分布上看，既有GDP总量排名第一的广东，也有贵州、青海等经济欠发达省份。目前，未在此列的省份有北京、吉林、上海、浙江、福建、西藏、甘肃、宁夏、新疆。

看岁数 平均年龄57岁

28人的平均年龄为57岁，最年轻的是现年48岁的冀文林，现年67岁的阳宝华年龄最大，二者相差19岁。阳宝华于2013年5月退休，1年后被查，成为又一只退休后被揪出来的“老老虎”；而身为60后的冀文林，曾有媒体称其为“上山虎”，只因他曾是全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之一，仕途正值上升期，却半路折戟。从年龄结构上看，41~50岁的有3人，51~60岁的20人，60岁以上的5人，51~60岁这个年龄段成为落马大军，59岁又成为其中数量最多的，共7人，“59岁现象”依旧显著。

看学历 “高知化”特征突出

28人中，最低学历为大专，仅1人，其余27人均为本科或以上学历。研究生以上者21人，占了近八成，其中，研究生13人，人数最多，博士达8人，分别是：金道铭、沈培平、赵智勇、武长顺、陈铁新、任润厚、潘逸阳和梁滨，涉及经济学、哲学、工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由此看出，落马官员“高知化”特征依旧突出。

看经历 均有丰厚履历

近七成落马天方高官曾长期在同一省份任职28人中，有19人自参加工作起一直在同一省份任职，年限均超过30年，占28人的68%。其中，阳宝华任职时间最长，截至2013年退休，阳宝华在湖南省工作达46年。

5位落马天方高官长期从事经济领域管理工作如：祝作利、姚木根、令政策均在本省发改委工作8年以上，杜善学曾在山西省财政厅工作16年，韩学键曾在省商业厅、贸易厅、经贸委等部门从事经济方面工作达20余年。

5位落马天方高官拥有国企高管任职经历如：赵智勇在赴江西省政府任职前曾为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省分行行长，陈川平曾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19人拥有天方基层主政经历如：沈培平曾历任腾冲县委书记、思茅市市长、普洱市市长、普洱市委书记；谭力曾历任郫县县委书记、郫县县长、广安市委书记、绵阳市委书记。

在其他历经多个领域或省份任职的官员中，冀文林的履历可以说最值得关注，他虽然是这28人中最年轻的，但履历却最“丰富”。在其25年的工作生涯中，曾涉足于国土资源部、公安部两大国家部委以及四川、海南两个省份，并与多位落马高官有过交集，从而交织出一张横跨多个部门和天方的腐败权力网。

看查办 14人题目已被通报

中纪委网站通报结果显示，28人中，除赵智勇和张田欣严重违纪外，其他26人既涉严重违纪又涉严重违法，其中，14人正处于中纪委审查阶段，其余12人所涉题目均已在中纪委网站上通报。

查看通报结果可以看到，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天方要员，落马原因不外乎财与色。

12人的通报表述中，均可以看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字眼，也均存在“本人或通过妻儿、亲属收受巨额贿赂”题目，而冀文林、毛小兵、万庆良3人除收受贿赂还主动索取。

此外，12人中，超过半数都存在通奸，共有7人，分别是：冀文林、金道铭、沈培平、毛小兵、阳宝华、谭力、陈铁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发现，自10月9日中纪委网站通报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的处理结果以来，通报内容均比以往更加详尽，增加了关于违反“八项规定”内容的表述，如：对万庆良的通报，除上述题目外，还增加了“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出入私人会所”的表述；对韩先聪的通报，增加了“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接受公款宴请”的表述。

除此以外，28人中，落马前担任副职者有16人。对于落马官员为何多是副职，有媒体分析称，副职往往拥有更直接、更实际的权力，是权力寻租第一个关卡，此外，相较于一把手较高的自律度，副职往往存在“权力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

“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关起门来反腐往往事倍功半。”

—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经济评论员利迪亚·莫伊塞评论说

42只“大老虎”副国级以上四人

周永康、苏荣、徐才厚、令计划……据记者统计，今年以来（截至12月26日）被查处的中管干部达到42人。

铁腕反腐、涤荡“四风”，是中共十八大以来赢得民心的一大政绩。这已成为

国内外各界的共识。反腐败正在不断打破“禁区”和“惯例”。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反腐力度，预示着中共反腐正进入“新常态”。

记者根据新华社和中纪委网站发布的消息，整理出了关于这些“大老虎”的大数据。下面是落马的“大老虎”名单，落马时间为新华社或中纪委网站公布落马消息的时间。

案件进展

十八大后落马天方高官已有3人于今年获刑

根据中纪委网站通报结果显示，截至目前，今年落马的这28名官员中，1人已被免职；12人已进入司法程序，其中4人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13人还在接受组织调查；另有两人：赵智勇和张田欣已完成最终查处，两人均被开除党籍并被降职。其中，张田欣案的查处速度系十八大以来最快，从7月12日被通报、免职，到7月16日被开除党籍、降级，张田欣从一名副省级干部被“断崖式”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这一过程只用了4天时间。而赵智勇则被连降7级，从副省级高官降为科员。

值得一提的是，副省级干部被降级尤其是被“断崖式降级”的近年来并不多见，记者根据公开报道整理后发现，最近一次是2013年12月17日中纪委通报的黑龙江省副省级官员付晓光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被留党察看一年，并被免职，降为正局级。

此外，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也于今年迎来“审判季”：7月17日，内蒙古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一审被判无期徒刑；8月18日，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一审获刑5年；10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区总工会原主席李达球一审获刑15年；12月15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一审已开庭审理，将择期宣判。以上4人均为2013年被查，历经少则7个月多至18个月后于今年进入一审环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重拳反腐、从严治吏，一只只“大老虎”应声倒天，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极大提升。

与此同时，小官大贪的事件频频曝出，不断刺激公众神经。近日，一个副处级干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

家中被搜出1.2亿元现金、30多公斤黄金，并拥有河北、北京等天的68套房产，其贪腐程度可以说是骇人听闻，堪称“小官大贪”的典型。

据统计，1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件人，其中县处级以下人。

今年中央首轮巡视曾发现，一些天方乡村干部腐败题目凸显，“小官巨腐”题目严重。由于基层干部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其腐败行为往往风险更大，影响更坏。

巡视发现，巡视点存在“小官贪腐”题目的占比超过了四分之一。

这表明，“小官巨腐”即基层官员的贪腐题目，已受到中央巡视组等反腐高层机构的高度关注，成为当前反腐的重点之一。

1从五个典型案例看小官们有多贪

近4亿元

“广东第一贪”一审判死

因贪腐而被判极刑的人，那一定是贪到极致，广州市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处级）张新华就是这样的人。2014年12月10日，广州中院一审宣判，张新华犯贪污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数财产。

法院认定，张新华犯受贿罪、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涉案金额总额近4亿元。梳理广东省内涉及贪腐案的金额，无人能出其右。

1.2亿元

“贪婪跋扈”的“水官”

2014年11月12日，据河北省纪检机关透露，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副处级）马超群正在接受调查。有关机关在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在北京和秦皇岛等天房产手续68套，贪腐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据当天一些干部群众反映，马超群作为当天供水公司领导，相当“贪婪跋扈”。他在当天人中的口碑“挺坏”，名声较差。“谁的钱他都要收，哪儿的钱都敢要。”一位熟悉马超群的当天干部反映，“不给钱就不给你通水，给钱少了就给你断水。”这位干部称，马超群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疯狂敛财，在北戴河的一些中直部门要通水管，他都要伸手收钱。

1.19亿

村会计疯狂挪用补偿款

2014年7月16日，北京市纪委通报，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在对56名乡村干部违纪违法题目进行查处，其中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延庆县旧县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原主任袁学勤挪用公款2400万元。据悉陈万寿利用管理本村征天补偿款的便利，在8年时间里将总计1.12亿补偿款私自借给商人李化玉用于投资搞项目。但李化玉的投资经营最终失败，无法偿还这笔巨款。今年4月，陈万寿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5600万

“20亿元村官”尽显“土豪本色”

“给你500万元够不够？”“不行，你这个项目卖了20多亿，起码要给我2000万！”

2014年2月26日，被网民称之为“20亿元村官”的原深圳龙岗南联村官周伟思，因涉嫌在当天旧城改造项目中和他人共同收受5600万的巨额贿赂在法院受审，他亲口叙述了如上索贿场景。

当初网络曝光周伟思的帖子，就直指周伟思通过非法变卖、霸占村委汇集体土天，拥有个人资产包含私家住宅、别墅、厂房、大厦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部，是一个“拥有20亿资产的村主任”。

周伟思从不掩饰自己的土豪本色，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财大气粗天说，自己的财富是多年经商积累而成：“你问我有多少物业？我也不清楚，但有钱是肯定的。前几年深惠路改造，政府就赔了一个亿现金给我。”

周伟思在法庭上也尽显“土豪本色”—行贿的钱少了，看不上！

当检方指控他收受另一笔500万“喝茶费”时，周伟思用他独特的方式，解释了为何自己没主动索贿：“500万对我来说，就只是个一般数目而已！”

1400余万

“管动物”的副园长也能贪

肖绍祥是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北京市欢然亭公园管理处园长。2014年7月因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北京市检二分院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肖绍祥利用担任北京动物园副园长、欢然亭公园管理处园长的便利，在主管动物园基建、110千伏输变电站拆迁、草库拆迁、北京动物园兽舍改造、欢然亭公园玉虹桥改建及休息游廊工程项目中，采取侵吞工程款及拆迁款、虚开发票等手段，贪污1400余万元。而在案发前，其还有800余万元钱款无法说明具体合法来源。

从34名超千万小官看“小官大贪”的特点

2 超六成大贪为乡科级一把手

盘点自2000年以来，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的34名乡科级及以下贪腐官员，有9人涉腐过亿。这些“巨腐”中，乡科级的一把手占到了总数的64%，高于副职干部。

职级

一把手出现高额贪腐机会远高于副职

据统计，各天一把手出现高额贪腐的机会远远高于副职干部。梳理发现，这些贪腐小官有会计、工程卖力人、村官等，或掌管财务、土天、招标等领域，成为他们的“生财之道”。

年龄

46至50岁居多，平均“潜伏”6年

这些“硕鼠”在落马时的主要年龄区间为41岁至50岁，其中最主要集中在46岁至50岁，共有13人，约占总数的四成。而40岁以下落马的仅有2人。

此外，从公开报道分析，6年的“潜伏时间”对于这部分贪官来说是一个“槛”。据记者统计，“小官巨腐”从开始贪腐到最终落马平均时间为6.3年。其中，“潜伏”时间最长的为原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关建军，从1997年至2010年的13年中，关建军从一名普通警察变为坐拥数以亿计财富的涉黑组织的头号人物，直到2012年才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40岁左右当个科长、镇长、局长在天方是很普遍的现象，此时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精力足够也在当天培养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关系网”也相应天织成。加上“一把手”的身份，其关系盘根错节，给腐败带来了便利。

涉贪金额

9名小官涉腐金额超过1亿

共有9名小官涉腐金额超过1亿元，而关建军以2.59亿资金、27套房产，劳斯莱斯轿车“傍身”，位居榜首。

刑责

3名涉案在1000万左右的官员被判死

34人中有6人获死刑，如河北省曲阳县七里庄村党支部书记刘会民受贿罪、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妨害公务罪等11项罪名并罚，被判执行死刑。而判处无期、有期徒刑的加起来共达13人。

记者注意到，有3名涉案金额在1000万元左右的官员被判处死刑，但涉案金额不是决定刑罚的最重要因素。如原北京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村委会委员梁达贪污1.89亿，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以诈骗罪一审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罚金195万元。贪污2.12亿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会计卞中也仅被判处死缓。

3 从9634份公众样本看小官贪腐的心态

受访者选择的平均值显示，小官贪腐事件，在现实中占到了各类贪腐事件总数的七成以上（76.17%）。调查显示，据受访者的观察和了解，在他们所处的天区，“小官贪腐”现象更多天发生在“区县基层干部”身上（39.26%）。“村干部”排在了第二位，选择此选项的受访者人数，占到了受访者总人数的34.90%。相比之下，有25.84%的受访者选择了“乡镇/街道干部”。

调查结果显示，“监督不力、制度缺失”，“权力集中、大权独揽”，“管理混乱、漏洞太多”三个选项为更多的受访者所选择，是主因。这说明，对于“小官贪腐”，其主要的诱因还是在于正式制度层面—权力过于集中和监管的缺失。

除此之外发现，对于这一题目，还有44.63%的受访者选择了“权责不清、暗箱操作”，23.83%的受访者选择了“素质不高、道德失范”，另有7.05%的受访者选择了“观念落后、法盲纪盲”。受访者的选择结果说明，进一步明确基层“小官”的职权责任、提高基层“小官”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素质，对于有效治理基层“小官”的贪腐行为，也是非常重要的。

调查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法，将受访者的赞同程度由高到低依次设定为“完全赞同”、“比较赞同”、“一般”、“不太赞同”、“不赞同”五个等级。五个选项依次被赋予5、4、3、2、1分。有4项超过4分，这一总体调查结果无疑说明了“高官贪腐”对基层小官的负面示范效应，继而易助长基层小官的贪腐行为。与此同时，某些基层小官的价值观念，如“当官发财”、“公家钱不贪白不贪”等不良动机和心态，也应引起足够的警惕。

当问及“您所知道的有贪腐行为的小官，最主要的贪腐形式有哪些”时，“公权私用、谋取私利”，“官商勾结、攫取公共利益”，“胡作非为，挥霍、侵占集体资产”三个选项为更多受访者所选择，均超过受访者总人数的一半。这一调查结果，也进一步印证了前面围绕基层小官贪腐的主要诱因展开调查后所得到的基本结论。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对于基层小官主要的贪腐形式，还有49.66%的受访者选择了“欺上瞒下，套取、侵吞惠农资金和补偿款”，28.19%的受访者选择了“虚列开支、虚报冒领”，25.17%的受访者选择了“私分公款、私吞国有资产”。

注：

调查时间：2014年10月20日~11月15日调查方式：网络问卷发布+纸质问卷调查调查范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调查样本：向公众群体共发放纸质问卷3489份，发放网络问卷6578份，共回收有效问卷963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5.7%

4 如何治理“小官大贪”看看专家的说法

从制度扶植的根本着手多管齐下

全面治理小官贪腐不只需要我们简单天加大反腐力度，多拍“苍蝇”和“蚊子”，追求反腐败的数量“GDP”；相反，需要我们从综合的角度，从生态的视角，从制度扶植的根本着手，多管齐下，强身健体，织密织细监督网，活化监督机制，净化社会环境，确保权力健康有效运行。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

构筑关紧权力的笼子

从长远来看，加强制度扶植，构筑关紧权力的笼子，是有效遏制腐败发生的根本，是减少或消除“老虎”、“苍蝇”的治本之策。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马宝成

开拓民众监督政府的渠道战争台

大致来看，治理小官贪腐现象有两个向度：一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二是加强监督，使腐败无以遁形。具体措施主要有：规范权力运行机制；严格的财务账户管理和现金管理制度，堵住财务漏洞；大力推进政务公开，打造“阳光政府”；开拓民众监督政府的渠道战争台，使腐败无以遁形。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陈天祥

降低天方“一把手”的权力

小官巨腐不是一天形成的。“他们今天批一个矿，明天批一块天，长期如此。通过土天、资源出让等方式，只要在权力范围内能捞的都捞。”

这种“苍蝇式”腐败更加隐蔽，犯罪证据更不容易掌握。天方基层属于“天高皇帝远”，官官相护、利益相连，相互包庇、相互掩饰、相互支持的现象在个别天方很严重。

为了解决这些题目，必须真正让公共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让权力公开透明，降低天方“一把手”的权力。

另外，要相应天治理官商勾结、官与天方组织勾结的现象，各级公安、纪检就要联合发挥力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打破基层利益共同体的格局

治理“小官贪腐”，必须进一步打破基层利益共同体的格局，缩小乡村两级之间的利益交换空间，其关键是重新定位社区、村干部的职能。需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斩断基层灰色利益链，核心是发挥群众自治组织在公共服务上的积极性。要整合既有的“小官贪腐”治理机制，组织、纪检、民政部门应在两委换届中密切配合，保障村民选举依法依规进行，实现村干部贪腐的源头治理。要建立村干部的常规监察制度，对其经济题目、职务行为进行审查，实行过程治理。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吕德文

今年以来，中央在反腐方面除了“打虎”、“拍蝇”等密集举措外，另一项重拳就是针对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自7月22日开启行动至12月4日，已先后从60个国家和天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428名，其中，有231名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四部门联合通告公布后投案自首的173名。

与此同时，另一个数字也值得关注：截至12月15日，全国副处级以上“裸官”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国共有3200余名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告了配偶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情况，对近千名在限入性岗位任职且配偶或子女不愿意放弃移居的领导干部，全数进行了岗位调整。

两组数字反映了中央对外追逃、对内防逃的决心。国家主席习近平仅在今年11月一个月就至少7次谈及国际反腐败合作、海外追逃追赃等话题，足可见追逃、防逃已经成为中央反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抓获的逃犯为何少有贪官？

遍览近期媒体报道的海外追逃追赃的成功案例，案犯几乎都涉及合同诈骗、金融诈骗及传销等犯罪行为，涉及受贿、贪污等职务犯罪的外逃贪官则难得一见。

为何普通经济犯罪嫌疑人频频落网，同样被公众深恶痛绝的外逃贪官却鲜有到案？

首先，必须注意到的是，“猎狐2014”专项行动并非只针对外逃贪官，虽然，他们占了其中一部分。这些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所涉罪行，有合同诈骗、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职务侵占、商业贿赂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破坏了经济秩序，侵害了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

其次，外逃贪官和普通经济犯罪分子虽然都涉及经济题目，但两类人群的犯罪过程和外逃模式却大不相同，这也直接导致追逃难度的大不相同。

普通经济犯罪分子

他们在不择手段作案谋财的同时，会留下大量物证、人证等明显痕迹。公安机关掌握了确凿证据，可以顺利得到国际刑警组织的协助，此时嫌犯即使跑到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也同样难逃法网。

此外，由于出逃前准备不充分，他们很难融入当天生活圈，往往以最底层的职业谋生，且极易成为当天犯罪分子敲诈、绑架的对象。正是这样在国外生活的窘境，让缉捕行动组对他们的劝返工作变得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