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当局管帐原则——基本原则》正式发布；新的《预算法》、财务部《权责产生制当局分析财政演讲制度变革计划》也在已于不久前公布。有媒体评价，“《变革计划》的正式公布，意味着当局管帐变革迈出了开启本质性操作的第一步。”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30年月，我国就曾经开端了当局管帐的研究，降生了一名当局管帐范畴的自己。他设想了我国第一套古代当局管帐制度，写出了第一本当局管帐专著《中国当局管帐论》。他就是我国的早期管帐学家雍家源先生。

2015年7月23日，我们在上海访问了雍家源的儿子雍小楼先生。他向我们展现了这本在古代管帐史上具有严重意义的《中国当局管帐论》一书。“国民当局时期，商务印书馆建立了大学丛书编纂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罗胡适、蔡元培等五十一名出名学者。雍家源的《中国当局管帐论》就是此中一本，现已由立信管帐出书社于2015年重版。”

雍小楼还拿给我们一本他父亲的手写自传。经过雍小楼的讲述和这本自传，我们穿越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汗青，得以了解雍家源是如安在开国前烽火纷飞，和开国初期活动屡次，中原大地简直放不下一张恬静书桌的年月，坚持本人亲爱的管帐讲授与研究，并取得斐然成就的。

同学少年

1898年2月1日，雍家源出世在南京的一个小资产阶层家庭中。他的祖父雍忠贵是佃农身世，父亲雍邦清则自幼到南京城里学织缎子。雍家源出世时，他的父亲曾经成为一个小手工业主，家里有缎机四台，生活景况曾经好了良多。

明清时期，南京的织造很兴旺，产物不单供应北京做贡品，还远销到蒙古、西藏等地域。但到了雍家源这一代，因为海内本钱主义的市场扩大，棉织品进入中国市场，丝织品的市场开端阑珊。事先良多人感觉织段子曾经没什么出路。

雍家源的母亲是个很有见识的女人，她感觉家里仍是该当要有人念书，未来才有出路。在母亲的支撑下，雍家源走上了和其他的兄弟姐妹纷歧样的路途，成为“念书人”。多年后，他在自传中回想道，“因为我母亲每晚摇纺车，老是到十一二点钟才睡，我就在灯旁念书。母亲的勤劳操作给我十分大的鼓励，虽读到中午也不觉得倦怠。”

雍家源读的最初一个私塾是骆氏私塾。骆老汉子学问很好，对学生请求也很严格。雍家源不单本人书读得好，并且仍是其他年岁小的学弟学妹们的“小先生”，因而深得骆老汉子的喜爱。骆老汉子并不是一个只知玄门古书的新式文人，用雍家源的话说，他“具有相当的投契目光”。他对雍家源的父亲说：“惋惜科举已中止了。你的孩子只要改学洋文才有出路。”

“在《南京公约》当前，少量的东方文明传达出去。在南京，有良多教会黉舍，此中有一个青年会中学。事先我爷爷不要他去这里读，感觉不如到百货店做学徒，学习做生意的一些工具。可是我奶奶主意仍是该当念书，读洋书院。所以我父亲当时进了青年会中学。”雍小楼介绍事先的布景。

雍家源在青年会中学的作业很好，每门都是优良，老师们都很喜爱他。1915年冬，他被保送到金陵大学。

事先的金陵大学，学制五年，前两年不分专业。有老师介绍雍家源读西洋文学，以为即便未来没什么任务好做，还可以在黉舍教书。但雍家源最初仍是决议读经济方面的专业。

金陵大学是和中央大学齐名的为数不多的好大学。雍家源是事先黉舍里的“明星学生”。他不单成绩优良，并且善于英文争辩。“事先，上海有圣约翰大学，杭州有之江大学，姑苏有个东吴大学，南京就是金陵大学，他们几个大学经常碰在一起举行英语争辩会。我父亲参与过两届，两次都得了银杯。他坐火车回到南京下关，良多金陵大学学生到火车站迎接他，把他抛起来，快乐啊，由于他为黉舍争得荣耀。”雍小楼很骄傲地谈起父亲这段“光芒旧事”，特地指出银杯其实不是暗示是亚军，而是第一位。

大学毕业后，在四个好朋友的合作下，得力于金陵大学原校长包文的推荐，1923年8月，雍家源到美国东南大学留学。他决议改学银行，期望本人未来能成为像陈光甫那样的金融资本家。毕业后，他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在外地的银行找了一个任务，一边任务，一边仍到东南大学听课学习。直到1928年6月，他出发回国。

宦海浮沉

雍家源回国后，正遇上国民当局建立南京审计院（后改成审计部），正在多方汲取管帐特地人材。在同学的推荐下，他到南京审计院担负协审，卖力审核当局各机关的报销。今后，一介墨客踏入宦海，开端了长达20多年的宦海沉浮。

在南京审计院仅仅任务了半年，雍家源就因获咎副院长茹欲立而招致加薪不成，于1929年2月份就职，到上海中央大学区教育行政院任务。半年后，因为大学区制撤消，雍家源转到中央大学商学院任传授兼管帐系主任。

1930年春假，雍家源伴随应届毕业生到财务部管帐司观赏。时任财务部司长秦汾是他在中央大学区教育行政院时的旧同事。财务部正要建立管帐委员会，变革当局管帐制度，秦汾热诚约请雍家源来担负主任委员。而这之前，雍家源曾经在事先良多出名的大学教学过管帐课程，有了相当的管帐专业积聚。

“我就容许了秦汾，由财务部致函中央大学商学院将我借调一年，我就这样进入了财务部。后因财务部要留我卖力施行新制度，和中央商学院外部人士闹纠葛，我就未再回到中央商学院了。”雍家源在自传中这样讲述这段和当局管帐开端结缘的汗青。

当时，他在财务部担负管帐司科长，前后一共五年。这是特别繁忙的五年，他除设想了一套中国当局管帐的办法，编写了《中国当局管帐论》一书之外，还辅佐立法委员卫挺生起草了各类财政律例，包罗预算法、管帐法、公库法、决算法等等。“实践上阿谁时分国民当局相关这方面的律例他都介入了，良多都是由他掌管的。”雍小楼说。

1935年4月，国民当局审计部要起草新审计法，约请雍家源加盟。这期间，除卖力复审各机关的报销外，雍家源还卖力起草审计法，经审计集会经过后送立法院审议。

抗日和平迸发，雍家源随审计部撤离到重庆后，兼第三厅厅长。期间，他和其他三位同事与审计部次长发生分歧。事先的审计部次长为了独揽大权，要自在安排审计，但雍家源和三位同事却主意审计安排须经审计集会经过，借以保证审计权柄自力行使。一番妥协后，他们几个均被外调。雍家源被调任湖南省审计处长。

在湖南省审计处长任上五年，雍家源粗心大意，遵守职责。由于是职司审计，所以特别倡导清廉。“省干训团约我去报告，我就以‘贪污与糜费’为题，强调戒绝贪污摒除糜费。省府分派我处及我个人的年关奖金，我也拒收。部派次长王藉田观察各省统计任务时，湘处成绩常常列第一。”雍家源自传中写道。

可是，1943年产生了一件事。“处内第三组主任赵迦德有行贿怀疑，我亲身调查各类证据，向审计部进行揭发。后果他被调部任用，毫无奖励。”加上那时湖南邻近火线，情势日益不稳，雍家源乃借此事，坚定地要辞离职务。七次请辞，终获同意，雍家源才领会到什么是“无官一身轻”。

抗站成功后，雍家源先是担负南京市当局管帐处管帐长，卖力南京市总的管帐和预算。1946年春季，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代表集会，雍家源一方面卖力集会的管帐财政任务，一方面作为代表参与集会，从专业的角度提出了三个议案：一个是超然主计制度，一个是预算地下，一个是审计权柄自力。

1948年末，因为满意事先的南京市长滕杰不注重预算规律，雍家源辞任管帐长，后曾担负食粮部管帐长。食粮部改成田粮署后，又被放置担负交通部管帐长。但此时国民党局势已去，雍家源坚定回绝这个职位，今后完毕了长达20多年的宦海生涯。

学者归位

1949年三四月间，雍家源到上海闭会，拜见复旦大黉舍长章益。因为在这之前，雍家源已经在复旦大学带过课，单方有着优良的联系，加上他在管帐界的名望，章益热诚欢送他回到校园。而阿谁时分复旦大学管帐系主任正空白。因而，在宦海浮沉多年，身心疲乏的雍家源容许了章益的约请。

当国民党撤离海洋，雍家源面对着是留在海洋仍是去台湾的选择。正好有朋友从解放区徐州回南京，通知他解放军规律严正，解放区社会次序安靖。这位朋友说，像你这样的一个学者，大可不用走。这话深深地感动了他，雍家源最初决计留在海洋。

是的，他不外是一个学者。不管是在哪一个政权的指导下，都期望能够发扬本人的特长，做好本人的学问。因而，在20多年的为官生涯中，他简直历来没有中缀过在大学中上课。在事先一切出名的大学中，雍家源简直都带过课。雍小楼这样评价父亲，“我父亲经常讲本人不外问政治，特地于学术方面。不论是唱工作也好，讲授也好，都是从这个角度。比方唱工作，也是支持贪污，根绝糜费。作为传授，除课本自身的形式，有些精神他一向是坚持的，比方他以为管帐自力是这门课的魂灵。假如没有这些工具还谈什么？自己官官相护还弄什么工具？”

上海解放后，雍家源成为开国后复旦大学第一届管帐系主任。

雍小楼回想说，“1951年炎天，他受邀到教育部参与集会。这让他很镇静。他感觉，原本我是解放之前在国民党任务，如今共产党还让我任务，也很注重我。他特别到布店外面扯了一些灰色彩的布，做了一套中山服，另有一顶事先盛行的八角帽。”

1952年秋，颠末院系调剂，雍家源被分配到上海财经学院，不再担负行政职务。但在接上去的思惟变革活动中，他也遭到了一些打击，也有学生批评他。但这个阶段总的来讲还算是暴风骤雨。

1956年末1957年终，开端大鸣大放。“闭会时，有良多人很惧怕，也有良多人提看法。我父亲胆量比较小一点，干事比较慎重一点，尽管原本该当被评为二级传授，但却被评为三级传授，人为上要差很多，但他不发怨言，他很满意，没看法。这也其实不是成心装进去。他的确感觉党对本人蛮好的，是本人变革不敷。所以到了当时反右开端，我父亲没事。”

大跃进期间，上海财经学院关停。雍小楼这样了解关失落的缘由，“事先，全国高低政治挂帅，遍及把财经任务看做是简单的财政治理，乃至以为只需有中小学程度便可以做好经济任务，所以财经学院就被撤消了。”

上海财经学院的良多人被调到上海社会迷信院经济研究所。雍家源因为留过学，英文好，因而被调到汗青研究所，主要做近代史关于安定天堂洋枪队的英文材料翻译。

当时，上海财经学院复原，但凡在经济研究所的人都归去了，可是，在汗青研究所的雍家源再也没有回到上海财经学院。雍小楼说，“他为这个工作心里很忧伤。你想，弄了一生，贰心爱的专业他不能再接触了。”那时分雍家源曾经过60岁了。这个工作成为他暮年的一个遗憾，但却也因而让他躲过了一场灾难。

“财经学院那时碰到什么状况？文明大反动一开端学生就起来了要造反、要闹反动，起首目的是老师，然后又批评了财经学院是‘小台湾’。”雍家源的两个要好的同事，由于不胜被打被批斗，前后他杀。雍小楼慨叹地说，“我父亲在阿谁时分没有被划成左派，没有调回财经学院，真是塞翁失马。假如到那边，学生肯定说你在旧财务部、审计部做过事。而研究所都是研究人员，尽管是常识份子，人究竟比较客套，顶多批评批评，不像学生不客套，打得受不了。”

雍小楼最初这样评价父亲的终身：“我父亲做了良多良多工作。从学术方面，他做的奉献很大；从仕进来说，由于他没干什么好事，所所以很安定的。我父亲对家庭后代心地很重。他是一个坏人，一个对人很刻薄，守规律，并且很讲信誉、很刻薄的人。他终身规行矩步，所以颠末良多工作，到了最初都能转危为安。”

（本文依据雍家源儿子雍小楼的采访实录和雍家源写于1956年的手写稿自传拾掇而成。）

上一篇：普通股发行定价方法     下一篇：稳增长等措施落实审计结果公告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