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各部最高长官是尚书，其次是左右侍郎，此辈即所谓堂官;其下便是郎中、主事，此辈即所谓部吏;再下，就是负责文案、收发、拟稿、誊缮的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并不是各部“在编”人员，而类似今日之“临时工”，待遇不高，福利全无，却承包了单位上最累最苦的活——即所谓胥吏。

　　清代历朝会典、律例及各部则例所载法规，叠起来差不多有几个人高，能初步熟悉一遍就很不容易了，胥吏们却烂熟于心，能做到遇事援引，毫厘不爽。那些已将半辈子光阴消耗在八股无用之学的老爷们，又有几个做得到?因此，对经胥吏整理出来的处理意见，堂官、部吏总是画诺同意。但是，胥吏工作繁冗，作用重大，所获报酬却微不足道，无疑极不公平。部费，便是用来消弭此种不平的经济上的解决方案。因此，某胥吏尝作大言，说：衙门若像一辆车，来衙门办事的就都是客，我辈则是车夫，堂官不过是拉车的骡子，“鞭之左右而已”。

　　当然，想坐车却不愿花车钱的赖皮不是没有。例如，乾隆爱将福康安，在西藏平乱，军功显赫，回京后至户部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乃悍然不提部费。胥吏们却不吃这套，推举一个代表到他家“讲数”。福康安大怒：小胥竟敢公然索贿?代表不卑不亢，说：岂敢岂敢。但您这次报销军费多至数千万，账务繁冗，势必多招一些会计，日夜赶办，争取在数月之内清账，乘着皇上心情好，批上“同意报销”四字，才叫皆大欢喜。若舍不得花钱增雇人手，仅就现有之人陆续办理，则几年下来都搞不定。届时，皇上一见：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必然生厌，万一说出两句重话，被那些承风希旨的言官们听到，借题发挥，说不定就办出一件贪污公款的巨案。因此，让您及时缴部费，实在是一片好心啊。福康安一听，还真有道理，立即批了二百万的部费。这个例子说明，部费面前，人人平等。

　　湘军大功告成，曾国藩却犯了愁。他可没有福康安的大手笔，能拿出数百万的部费将手头的巨额发票——共计约三千万两——给报掉，可部费又赖不掉，怎么办?正在为难的时候，慈禧开口了，说，湘军所有军费不必上交明细账目，只须“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即可。照那胥吏的逻辑，可以说，慈禧越俎代庖做了车夫，让曾国藩先上车，票也不用买了。来源：南方都市报·谭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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