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利比亚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10-13 作者: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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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图集】:利比亚战争
在首都的黎波里的阿齐齐亚兵营,一位老人久久高举利比亚三色国旗,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飘扬。南都特派记者吴峻松摄
6个月后,我们重返了利比亚,是的,战争就要结束了。
虽然苏尔特的枪炮依然猛烈,但班加西的硝烟却已散去;米苏拉塔经战火淬炼是疮痍之地,的黎波里等地却开始了恢复自由的生机。
可是,卡扎菲,在哪里呢?对于600万利比亚人来说,他的生死,已不重要。
他似乎已只是沙漠里骆驼留下的脚印,被风抹去或被雨水冲掉,都不重要了。
这里是的黎波里,这里是班加西,这里是米苏拉塔,这里是苏尔特,这里是拜尼沃利德……
就是在那里,南都记者穿越利比亚的沙漠和战火,记录战争的残酷一面,见证一个国家新生的历程。
搭上诗人的车
南都特派记者吴峻松
(于今年4月初和9月下旬2次赴利比亚采访)
10月2日,租了辆出租车,第四次踏上从班加西到埃及边境500公里的旅程。苏尔特和拜尼沃利德的战火仍在继续,但在身后越来越远。前方的路通向埃及,是能回到祖国回抵家的方向。
两次进入班加西都是晚上,两次出班加西都是白天。期待着能再次欣赏下归途中的那片沙漠绿洲,那儿有草原、人家、牛羊、狗,是酷似香格里拉的风景。一晃半年了,那片绿洲,已经黄了,多数的草场已经被收割成草垛。走过利比亚,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忘记。可当了记者,却必须得去回忆,而且还要回忆得深刻些才好。我想,两次前往利比亚采访,没有比接下来的经历要记忆深刻了。
继续车行一个小时,绿洲消失了,只有笔直的黑漆漆的公路,周围是无边无际的沙漠。司机靠边停了车,车尾排气管突突作响。司机打开了前盖,车头已经冒出了烟。为数不多的汽车,咆哮而过,身后的气流骄傲地把正冒着烟的出租车和我们掀动。
幸好是上午,我想还有整个白天可以等待奇迹出现。20分钟后,诗人阿布都乐开着一辆三菱车停了下来。后座上还挂着皮衣和西装。他的目的地跟我们一样,都是开罗。诗人是名工程师。出租车司机只分给阿布都乐50美元,帮助他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都是班加西人。而诗人并不计较。只是不知道,那出租车司机怎么把车子从沙漠中拖回去。
两次到利比亚,一直想有个合适的人深入聊聊。采访的人物要么背诵经文教义,要么回答的都是电视里传播过的民主、自由。我想,与诗人聊天该不至于太干或者太湿。
阿布都乐告诉记者,2月17日当天,他就写了一首诗,他的弟弟录成了歌曲,成为第一个在电台里播放的革命歌曲。
他这样写道:“你们还要说他是主人吗?你们还喜欢他的思想吗?你们还以为他是你们危难时期的骑士吗?我们以真理的名义起誓,这些都是错的,我想你们会成为有理想的人。”
听到这我想起在班加西法院前的一次民兵集会上,上百民兵们鸣枪高呼的气氛,令所有人血脉贲张。翻译告诉我那原来也是一首诗歌:“街巷、街巷、不要忘记了它(卡扎菲曾说要找遍每条街巷杀死革命者),这就是布拉格(东部),他的儿女们已经开始战斗。”
不光写诗,阿布都乐自己在卡扎菲被推翻后,还自己办了份文学报纸。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卡扎菲执政的42年里,利比亚的教育几乎封锁了所有的其他思想存在的空间,可是利比亚到处都是诗歌般的口号,诗歌般的涂鸦。那他们的思想和文学天赋又是来自哪里呢?阿布都乐告诉记者,即使在卡扎菲时代的白色恐怖中,利比亚相好的朋友们之间都会秘密讨论。
其实,当卡扎菲秘密迫害异见者的时候,人们也就开始了秘密谋划自己的新世界。革命也好、生活也好,也就如同这沙漠中的公路上,绝望中总会有奇迹,有志者也总会同行。
班加西的不眠夜
南都特派记者钟锐钧
在班加西,局势已经非常平静。
前线的苏尔特和拜尼沃利德依然在激战,新闻每天像雪一般滚动在电视屏幕上。而班加西,这个距离苏尔特数百公里的革命发源地,人们已经渐渐回归到正常生活中。傍晚的自由广场,地中海的海边,坐满了悠闲的市民,玩耍的孩子,笑声在空气中弥漫。
是否前进到苏尔特,我想了整整一个晚上。身为摄影记者,谁不想上前线?但如果前去苏尔特,来回的路费加上当地庞大的开支,未必能够让我们支撑到苏尔特被攻陷。贸然进去,收获不会太大。苦苦挣扎一个晚上后,我决定留在班加西。这个决定在当时,是痛苦的。
第二天,我们走访医院,我得知原来医院的IC U每天都还在接受从前线送回来的伤者。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医院特定的病区,这里全是战争中受伤的士兵。在征得IC U负责人的同意下,9月30日的晚上我得以独自与IC U的医护组呆了一个晚上。
从晚上8点到早上8点,是一个紧张的不眠夜。IC U医护组不断地接受、抢救、护理病人,病人们各种各样。有时,窗外会突然传来一阵枪声,那是来自班加西的死去的战士,他们的遗体被运送回医院的太平间,战友在门外开枪致意。
整个晚上,我都身穿医院护理的服装,一听见枪声,我便向太平间走去。在此,我一次次近距离出现在死者和他们家属的身边。
救护车已经来了两次,装着尸体的袋子,排成一列,静静地躺在太平间里。空气中弥漫消毒水的味道,和亲友们无力的呼喊。亲友们拉开袋子的拉链,抚摸这些男人的脸庞,和他们悄悄说话,最后,亲吻他们的面容,黯然离去。
我获准在这里为部分死者拍摄照片。
我小心翼翼地拿着机器进入这个地方,工作人员向支属解释我是记者。他们大部分都同意我的拍摄,并对我点头示意。我在现场慢慢地移动,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生怕我的举动再次伤害这些已经失去亲人的人们。亲友为我拉开了袋子的拉链,让我拍摄逝者的脸。死去的战士们,面容大都很平静。我突然留意到,原来我拍摄的一位战士,他的身体还流着血,鲜血渐渐在地上漫开一大片。虽然心里顿了一下,但我依然很冷静,拍完一张,继续找别的角度,仿佛那摊鲜血完全没有影响到我。
而其实,现在我的脑海里,只要回想那个晚上,首先出现的画面,便是那慢慢散开的鲜血,和已经永远无光的眼睛。
第二天早晨8点,IC U的医护组已经开始换班休息,而我却依然守候在太平间外,和家属一起,等候这些战士的葬礼。
葬礼结束后,我回到酒店,洗澡,吃饭,睡眠。我已经连续三十小时没有休息了,那一觉,我睡得特别沉。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的经历,因为我可能再无机会拍摄这种照片。
战争其实不只在前线,死亡离班加西并不远。
真实的利比亚
南都特派记者郭继江
曾经觉得利比亚是一个遥远的故事,遥不可及,当自己确定要去经历这场战争时,才一门心思买书恶补。
飞机进入埃及,欺诈、敲诈成为埃及与利比亚交界处的噩梦,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较量下来,我开始固执地认为———这个长期被侵略、被奴役、在大沙漠艰难成长的游牧民族,在面对困难的选择时,诚信已经不被放在第一位,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生存,为了生存可以放弃一切,一切都可以作为生意交换,哪怕面对自己的族群。作为这个庞大族群的带头人,卡扎菲的命运可想而知。其实,他本身的血液和42年执政生涯里,就无处不呈现生意和交换的成分。
当到达班加西,才发现看到的一切都是表象,埃及和利比亚是彻头彻尾的两个国度。在长达半月的采访中,无论是的黎波里、苏尔特还是米苏拉塔,600万利比亚人仍然流淌着不羁的血液。那些在教义管束下的年轻人可以在网络和电视上毫无保留地看到来自西方的潮流和思想,因此,卡扎菲竭尽所能也无法追赶他们思想的步伐,革命因此而爆发。我在想,在这样一个波涛汹涌的国度,下一个领导者,还有无可能是未来的卡扎菲?
利比亚的真实故事是,一个善变而激进的民族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一举夺下暴君的政权,年轻的他们一举一动也完全承袭了当年卡扎菲“九月革命”的基因,历史总是在不断轮回,周而复始且惊人的相似。27岁夺取政权的卡扎菲怎么也没有想到42年之后自己的政权被一群平均年龄不满25周岁的青年夺取。这是一场充满激情的革命。追求自由与贫富无关,有中产者作为后台,一群无所畏惧的年轻人冲锋陷阵,北约空中协助,一场以自由之名的革命打响,独裁者自然不堪一击。这就是我见到的利比亚,一个实其实在的利比亚,当然,我用照片事无巨细地记录了这一切。
战争走向他们
南都特派记者王銮锋
在后方,自由的利比亚变成了一个有着自己独特节奏的喧嚣之地。他们是一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民族,民众正被一种情绪所裹挟,带着同样惊异、宣泄的神情在街上走动。
日复一日,太阳西沉后,风从地中海吹来,班加西高等法院广场或者的黎波里绿色广场,人群开始聚集,在一面硕大无比的反对派旗帜前面,或者是歌手开始登台献唱,对着喇叭唱———女人,男人甚至小孩子;或者是男人们轮番上台发表长篇大论,他们的演讲内容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激愤和必胜的信仰。继而在场人群集体狂吼口号,有人朝天鸣枪,没人害怕。
在前线,则是另一种惨烈。我亲眼目睹了许多战士的死去。他们都很年轻。
炮声在山间回荡,如同夏季的暴风雨。我仔细打量身边这些战士的脸庞:男人们粗糙和没有刮过的脸,他们大都出生在卡扎菲执政期间,看不出他们是否知道真正的战争意味着什么,也无法判断他们是否明白每天都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现在不是他们走向战争,而是战争走向他们,而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游戏。
革命退潮后,利比亚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已经几乎全境“解放”,卡扎菲也遁去了,新政府还不知何时能够成立。现在有可能发生很多事情,有些事情不是马上就能看明白的。不过,仇恨已经种下。
10月2日,当我们离开利比亚,进入突尼斯境内时,同行的司机接到电话,他们部落正与另一个部落发生枪战,是由他们部落一个女孩所引起来的。
两个月前,女孩的女亲与哥哥因为支持卡扎菲,被另一部落人员杀死。两个月后,女孩为家人报仇,持枪射杀6人,她自己被乱枪打死。两个部落遂卷入其中,难分难解。
“我想逃离这个国家。”司机说。
我想起几句话:“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也为你。”
偶然的必然理由
南都特派记者张东锋
过了埃及塞卢姆口岸,顺利进了利比亚。摄影同事说拍张照吧,这才反应过来,看了半年多的利比亚革命,一下子就在眼前。
出乎意料,从塞卢姆包车去班加西,大约五个小时,除了沿途镇村、城市会遇到哨卡外,一路上几乎毫无战争痕迹。
东线本来确实没啥战事,但即使到了班加西城内,除了解放广场、K atiba军事基地等革命爆发前后发生过大规模冲突的地点外,也很难让人联想到战争、革命,只有从一些建筑上的枪眼去分辨,你才能想象一下:哦,这里可能打过仗。
当然,到处悬挂的三色旗,还有大街小巷的标语、涂鸦,还是让人感受到一些别样气氛,暗示这里已“改天换地”了。
真正大规模激战的地方数都数得过来,布雷加、的黎波里、米苏拉塔……据说那边一些沿途的水泥电线杆都被机枪硬生生打断,但相对整个利比亚版图来说,这些重点城市也只能算得上“局部”。
在班加西,与当地人交流越多,你就会越发觉得革命太偶然了:就是一群人上街游游行,结果却被镇压,然后大家就愤怒了,拿起石头反抗了,哗啦啦革命就来了,再然后卡扎菲就跑了,联合国都升起三色旗了。
不能否认,如果在前线,如果去一些医院,或是参加一场葬礼,你都能感受到利比亚人在这场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在很多城市,过渡是平静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原来自诩强大,垄断了几乎所有资源的这么一个“强者统治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坚不可摧啊。
众所周知,单就统计数据而言,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成绩单还是很显眼的,报道说其国民识字率达到了88%,人均家庭收入超过1 .3万美元,这些在整个非洲国家中都是很高的。
问题就来了:连医疗和教育都推行免费的了,利比亚人为啥还不满意?换句话说,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抛开卡扎菲家族的垄断统治、任人唯亲和官僚腐败,你会听到很多有关“卡扎菲思想怪异”的例子,比如进大学要先学“绿宝书”,比如突然不许学外语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有一天一名男子突然被卡扎菲的人带走了,原因是他每天虔诚礼拜,而卡扎菲认为,人们应该更信仰他。
为啥革命?政客们、部落头领们可能出于利益的考虑,也许还有各种各样历史的、现实的、宗教的、经济的等等因素,但从普通利比亚人的看法出发,我觉得可以这么概括一下:就是追求一种作为正常公民的自由、安全和幸福感。
几乎见到每个采访对象,我都会问他们对这个国家领导人和未来的期许,答案大同小异:要工资,要真正的教育。听起来多简单啊。
当然,更重要的还有自由。据说,在义军中有很多富贾商人。至少我们就碰到过一个“富二代”,家里仅汽车就有7部,但他的兄弟还是去前线了。他说,自由比金钱重要。
这应该算是这场偶然革命的必然理由吧。
利比亚大事记
●2月18日:利比亚反政府示威者集会要求总统下台
●2月22日:军队动用歼击机驱散示威者冲突致近百人死
●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
●3月19日:十余国家军事干预利比亚美军称获初步成功
●4月30日:北约在利首都炸死卡扎菲的小儿子和3名孙辈
●5月19日:北约空袭利比亚海军击沉卡扎菲部队8艘军舰
●6月15日:利反对派三路合围首都卡扎菲愿无条件下谈判
●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签发对卡扎菲女子的通缉令
●7月15日:美国北约等39国及组织承认利反对派政权
●8月14日:反卡扎菲武装称已占领的黎波里近郊城镇扎维耶
●8月23日:反卡扎菲武装占领阿齐齐亚兵营,控制利首都的黎波里
●8月25日:反对派政府正式开始在首都的黎波里执政。
●9月10日:利比亚执政当局向卡扎菲老家苏尔特发动进攻
●9月25日:利比亚执政当局部队攻入卡扎菲老家苏尔特
●10月9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阿卜杜·贾利勒在的黎波里宣布,执政当局的武装力量已经推进到卡扎菲老家苏尔特市中心,对拜尼沃利德的战斗也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10月11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访问了仍在激战的苏尔特,称完全占领还需两天。
多面班加西:“大本营”这半年
9月26日,利比亚埃及边境,检查站的反对派士兵展示利比亚的三色国旗。南都特派记者钟锐钧摄
在班加西法院广场前,一民兵用诗歌来给自己的队伍鼓劲。南都特派记者吴峻松摄
班加西解放广场,有好几个战士的葬礼在同时举行,葬礼结束后,他们的战友向天鸣枪,然后哭着拥抱在一起。南都特派记者钟锐钧摄
一名来自苏尔特前线的伤员右手几乎整个被炸掉了,在国际力量的帮助下,他一周内将被送往外国接受治疗。南都特派记者钟锐钧摄
在班加西街头,人们总会创造出各种庆祝的造型。南都特派记者吴峻松摄
南都特派记者张东锋发自班加西
从埃及西北部的塞卢姆边境进入利比亚,沿着地中海海岸线向西,再穿过图布鲁克,时隔六个月后,南都记者重返班加西。
恢复中的城市
如果不是随处可见的三色旗(卡扎菲时代前的利比亚王国国旗在时隔42年后重返街头)———你也许很难相信这里就是班加西———半年多以前,人们愤怒的拳头挥向卡扎菲政权,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革命。
如今,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方已然恢复平静,即使是曾发生激战的西郊大桥,除了几段扭曲的护栏和一些建筑外墙的弹孔外,也再难见到更多的战争痕迹。
一些标志性的场所除外,比如城北面朝地中海的解放广场和紧邻的班加西法院。革命后,这里成了班加西人的“政治中心”。8月22日,反对派攻占首都的黎波里,9月3日利比亚男足在非洲杯预选赛上1比0小胜莫桑比克,人们都曾聚在广场上激情欢庆,而法国总统萨科齐和英国首相卡梅伦9月15日造访班加西,也在法院前发表过演讲。
除此之外,这里也成了班加西人礼拜的精神之地。虽然人数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每天仍有不少人在这里祈祷。
走在街上,0.15第纳尔/升的油价、五花八门的“中国制造”……跟革命前相比差别并不大。在班加西法院后面的一家电子产品店内,销售员瑞玛说,物价比以前涨了一些,但只是“一点点儿”。
短缺的地方也有,主要在医院,大批前线伤员涌至后方,无论医护人员,还是药品器械,都不免紧张。A l-Jalaa医院的一位医生就表示,这里一度出现六个医疗小组排队等着使用一台仪器的情况,以致伤员们抱怨在前方拼命到了后方却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经济领域也开始复苏。9月26日,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公司宣布,已经在班加西南部180英里的阿布·阿提费勒地区恢复生产,另外一些欧洲国家石油公司也在跟进。不过,城西那片中国公司承建的2万套“班加西新城”工地还没有动工的迹象,连门口恭贺新春的对联都还在。
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利比亚外汇银行班加西分行9月底对外宣布,将在一个月内重启证券市场交易。眼下,虽然一部分银行已恢复营业,但国际支付还是不行。
9月27日上午,记者曾看到多家银行里挤满了前来办理业务的民众。据说人多并不是因为挤兑,而是网络速度跟不上。革命爆发后,过渡委员会曾给每个人发了200第纳尔的补助,随着一些企业慢慢恢复生产,部分人可以领到工资了。
小学生已恢复上课。同一天下午,记者碰到了一群放学的小学生,很多人都拿着三色旗。10岁的艾瓦赫说,国旗是用5第纳尔买的,当天老师让大家带到学校拍照,也许还无法完清算解这场革命,但他说知道卡扎菲是个杀人的大坏蛋。
每天,人们从B B C等电视节目中关注前线的战事。
不过,抵达班加西当晚向租车司机付钱的时候,他会提醒你把钱拿低一些,还有晚上不要独自外出,其实无论白天和晚上,都有警察在执勤,尽管有报道称好多警员已经六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
有清洁工陆续清理街道。在解放广场,记者曾连续两天碰到一位名叫内贾·艾丽的女清洁工,她说自己革命爆发后就开始在这里义务工作。实际上,无论是媒体中心的服务员,还是消防员、保安,从过渡委员会的工作到市政职能部门,众多充满革命热情的义工支撑着这个城市的运转。
班加西人喜欢开快车,不过大多数司机还是一如既往地主动给行人让路。白天偶尔也会听到几声枪响,那多半是在葬礼上向逝去的战友行礼。
这里是班加西。作为卡扎菲政权反对派(如今已是利比亚执政当局)的大本营,最先夺取胜利的城市,革命后的悲与喜、怒与乐,乃至每一方面的细小变化,在某种程度上都将是未来整个国家的缩影。
班加西人的葬礼
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战事尚未结束,伤痛还会袭来。
9月28日中午,班加西解放广场。阿卜杜拉·穆吉德躺在棺材里,身体用白布裹着,覆盖着三色旗,一本古兰经放在头的右侧。
悲伤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他的女亲坐在棺材旁,亲友站在周围,默默地。几个带着枪的军人走过来,同在场的人逐一握手。陆续还有亲友或尊长赶来,与大家握手,轻声安慰家属,大家都小心翼翼。
穆吉德是在苏尔特前线牺牲的,39岁。亲友之一的艾哈迈德说,2月17日,班加西爆发革命后,穆吉德参加了义军,接受了一个半月的军事练习后奔赴前线,从班加西一路向西,一直打到苏尔特。他回忆说,头两天大家都没有武器,但这并没有阻挡人们反抗的热情,“前面的人倒下,反而会激励你去战斗。”
在9月27日攻打苏尔特的战斗中,穆吉德不幸被炮弹碎片和狙击手先后击中颈部和头部,都是致命部位。当晚,穆吉德的尸体被运回班加西一家医院,清洗完毕后,被亲友们护送至解放广场参加祈祷。
穆吉德并不是这个家庭唯一参战的人。他23岁的外甥阿卜杜拉·阿米德仍在前线。事实上,阿迈德的家里很富裕,据说有四个大农场。“自由比钱更重要。”阿米德的哥哥说。
半个小时后,赶来参加葬礼的人开始祈祷。站立,鞠躬,跪拜,起身,口中默念着,如此两次。
过去半年里,班加西人已习惯在这里遇到死亡。革命爆发以来,这个广场已成为班加西人的政治中心和精神之地,每天的礼拜时刻,都有人到这里祈祷,于是,一部分家庭也选择在这里做葬礼祈祷。
穆吉德只是众多为自由而战的班加西人的一员。30日中午,这里同样举行过一次葬礼祈祷。那次的牺牲者有五人,年龄在20-25岁之间。因为是星期五,前来祈祷的人站满了广场,多数人都穿着正式的长袍。那天,有人还发表了大约四十分钟的激情演说,讲到这场革命,讲到正义,讲到卡扎菲独裁。
祈祷完毕,亲友们将穆吉德的棺木抬上车。
去往墓地的路上。悲痛开始宣泄,全车的人扶着棺木,不绝地喊着口号,直到嗓音嘶哑。其中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孩子一路上一直站着,双手举着V字和大家一起喊,据说他是死者的侄子。
19岁的塔哈说,口号的意思是:安拉至大。塔哈同样是穆吉德的侄子,据说当天还是他的生日。
其他亲友开车跟在后面,其中一辆车上,几位军人不住地向天鸣枪。沿途,很多路人驻足,也跟着喊着口号,或伸手做出V字样。
车至墓地,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显然,前一天的牺牲者也不止穆吉德一人。塔哈说,这里其实是新墓地,隔壁的旧地已经满了。
下葬。穆吉德的兄弟嚎啕大哭。
墓道是一条向前延伸的沟,看样子挖开不久,两旁堆着大量水泥块,都是用来砌幕的。封盖,覆上水泥,再盖上黄土,就完成了下葬仪式。墓穴一个紧接着一个,尚来不及修建地上的部分,只好在每个墓的上方临时竖一块带有标记的水泥板。
有军人又朝天鸣枪,枪声回荡在墓地的上空。后来,至少又有四具棺木被运到墓地。依旧是下葬,鸣枪。
“几个,也许几十,几乎每天都有逝者在这里下葬。”一位参加葬礼的人介绍说。
遗像墙,缅怀与进展
葬礼之外,人们习惯于到挂满遗照的解放广场和班加西法院大楼前去看望逝去的亲友。2月17日,正是在这里,包括律师、法官数千名民众集会抗议政府逮捕为萨利姆监狱囚犯的大屠杀受害者家庭的代理律师法希·德比尔,从而点燃革命的导火索。
如今,除了1200名受害者遗像横幅外,这里不断增加着新的遗像———过去七个多月中在冲突和战争中牺牲的人。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一番仔细寻找后,艾哈迈德指着满墙照片中的一张说。打印照片的纸有A 4巨细,上面有三名男子的遗像,艾哈迈德所说的正是中间那名叫基斯的年轻男子。
艾哈迈德所熟识的,并非只有基斯。看着墙上的照片,他会给你介绍:“这是我的邻居,这也是我的朋友……”他摇头说,如果有一阵子没看到周围某个人,也许他就会出现在墙上。
相关统计显示,革命爆发后至今,已有上千名班加西人牺牲,还不包括那些列入失踪者。
遗像中既有长者,也有年轻人,既有在前线牺牲的战士,也有在冲突和战火中遇难的平民,多数是男子,但也有女性。记者找到的最小的,是一个名叫谢扎的小女孩,出生于2008年。
遗像贴满了墙,甚至延伸到东侧紧邻的解放广场。一些遗像照片中还印着死者去世前的生活照,在生与死的对比中,显示着这个城市的人民为争取自由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另一些遗像中,则印着奥玛·慕赫达的头像,意在用这位自1912年起同意大利殖民者进行了近二十年抗争的民族英雄来勉励后来者。
站在墙前,犹如有成百上千双眼睛在注视着你。然而,除了被媒体公开报道者之外,如同谢扎一样,绝大多数遗像下面只印着出生和死亡日期,至于更多的细节,则无从得知。不过,这些人都有着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为着心中所向往的自由而献身的生命。
每天,都有人在遗像前驻足观看,悲伤和叹息写在脸上。革命最初的激情消减后,这里成了班加西人缅怀的场所。
9月28日中午,记者碰到了带着儿子来这里的地质工程师奥萨马·法拉赫。他向记者展示了手机里儿子扎卡里阿在遗像墙附近玩耍的照片,说这是他特意拍下的,“虽然他现在还无法理解这些照片的意义,但长大了会明白的。”
400公里之外的苏尔特,义军仍在前赴后继,为着最后的胜利。墙上的遗像仍在不时更新。当天和9月30日中午,记者就曾在这里遇到两次为逝者的祈祷。前一次有1名,后一次有5名,他们都是前一天在苏尔特牺牲的班加西人。
“你不知道明天还会失去谁。”艾哈迈德说,所幸的是,战争似乎快要结束了。
下午5时,暮色降临。解放广场和对面海边很快就热闹起来,不断有汽车停在道路两旁,熟识的人相互打着招呼,十几个青年人正在路灯下聚精会神地玩着桌式足球,一旁充气游乐城里传来孩子们欢乐的嬉戏声。地中海海风拂面,42年后,班加西人终于可以享受重获自由后的惬意。
我爱卡扎菲?笑话
“现在安全了,不用担心突然被抓走。”驾车行驶在街道上,翻译穆罕默德对记者说,卡扎菲时代,人们连说话都小心翼翼,因为不知道哪句话会触犯卡扎菲,而秘密警察就在你身边,“一个人也许毫无声息地就消失了”,“很可怕”。
42年来,班加西人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突破意识形态禁锢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卡扎菲的控诉和对这个新生国家未来的向往。
走在班加西街头,每个能搭上话的人说起卡扎菲都会公开向你控诉,“卡扎菲是杀人凶手”,“卡扎菲拿走了这个国家所有的财富”。
没有了卡扎菲和秘密警察,班加西人终于可以放开思想,自由地表达。于是,你会发现,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和建筑,都被涂上了各种口号和图画。有时,你不能不感叹人们那种强烈表达的欲望,因为连市区道路两旁的树木、邮筒、变电箱等,都被涂上了三色旗的图案。
这种表达集中地之一,就是班加西法院大楼。大楼的内墙上充斥着有关革命者、奥玛·慕赫达以及卡扎菲的文字和图画。
有意思的是,涉及前两者,表现形式几乎都是打印的照片,很正式;而有关卡扎菲的,则全是漫画,有表现这个独裁者像撒旦一样指挥坦克军团疯狂进攻的黎波里的,也有他像丧家犬一样拎着钱袋子满头大汗逃跑的……甚至连卡扎菲执政的年限,都被用来调侃:“42是一个鞋子的号码,也是卡扎菲政权的存活期”。
与漫画家们一样,摆脱了卡扎菲绿皮书语录引导下的意识形态的桎梏,很多领域的艺术创作者们正逐渐活跃起来。
沿法院向南,在班加西港的对面,坐落着这个城市的博物馆。翻译穆罕默德介绍说,这座一度用作加西尤尼斯大学语言学院的二层小楼,如今已成为班加西艺术家们新近作品的场所。
走进博物馆,院子的南侧停放着革命爆发之初三架被击落的起义战斗机残骸,机身上喷涂着飞行员的照片、三色旗和寄托哀思的蜡烛;北侧,用石膏和布料制作的卡扎菲,已被关进了笼子里,旁边则是他驾车带着钱财逃跑的情形,车上还有一只大老鼠。“卡扎菲现在就像一只老鼠。”一位名叫萨利克·艾哈迈德的男子对记者说。
博物馆内,除了同样陈列的死难者遗像外,主要是班加西艺术家在革命爆发后创作的作品。其中不少是用废弃枪炮弹壳制作的,内容多与爱国和未来有关。在一处角落里,记者看到了一个用废铁皮制作的小人,站立着,张开双臂,左手拿着一条铁链,它的主题叫“挣脱枷锁”。
除了雕塑,还有流行音乐。对于这场革命的主力———利比亚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
“那个时候,你不能直接写卡扎菲。”莫塔扎·萨拉玛对记者说。9月29日,在博物馆后面的一幢多层公寓顶楼,这位24岁的班加西音乐人一边用电脑展示自己的作品,一边说,革命爆发之前,他们也会创作一些有关金钱、警察等间接涉及现实的歌曲,但没有人敢直接触及卡扎菲,即便这样,如果播放这些歌曲,“你也会尽量把声音调低”。
现在,他们再也不用担心这些了。莫塔扎称,在过去的半年前,他们已经创作了上百首歌曲,比如《我们的国家要自由》、《他是个魔鬼》等等,主题鲜明。
一首《带我飞翔》,中间一段歌词是:“忘记你失去的,睁眼看天空,我们的未来无限美好。”兴奋之时,莫塔扎和朋友们一起唱了几句。
不过,莫塔扎说,自己最喜欢的是一首由他主唱的歌曲《我是利比亚人》。歌的开头这样唱道:“我是利比亚人,我是埃及人,我是突尼斯人,我是自由的阿拉伯人”。
“我爱卡扎菲。”闲聊中,莫塔扎突然冒出这么一句,然后和周围的朋友们哈哈大笑:“过去人们常常这样说,但其实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笑话”。
未来?也许我可以
胜利似乎已经在握。10月9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阿卜杜·贾利勒在的黎波里宣布,执政当局的武装力量已经推进到卡扎菲老家苏尔特市中心,对拜尼沃利德的战斗也进入到了最后阶段。11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访问了仍在激战的苏尔特,称完全占领还需两天。
利比亚将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利比亚人乃至全世界都关注的谜题。外部观察者主要忧虑的是,部落纷争的隐患。眼下的利比亚,拥有大巨细小140多个部族,其中30个颇具影响力。有分析指出,无论是被土耳其还是被意大利占领时,部落领袖在利比亚的影响都非常大,即使是卡扎菲42年的“强者统治”,也要依靠部落的向心力维持。
这总是会让人联想到伊拉克。不过,对于生活在反对派大本营的班加西人而言,这似乎并不是问题。“利比亚的事情利比亚人才明白。”其中一位名叫阿卜杜·科纳夫的说,民众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有工资,可以受到好的教育”。这两项也是所有受访的普通班加西人强调最多的。
当然,还有备受关注的班加西和首都的黎波里的潜在竞争。班加西加西尤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萨拉夫·萨努斯就曾表示,反抗斗争主要集中在东部,“如果我们给西部的人印象太深,他们会反感的”。另有报道称,那些跃跃欲试的政治参与者们更显得小心翼翼,班加西目前只有一位律师成立了一个政党,更多的人则表示,不想“走得太快”。
不过,在班加西的年轻人中间流行着一首歌,是这样唱的:“的黎波里是自由利比亚的首都,我永远不会接纳任何其它的”。
显然,对于普通的班加西人而言,利比亚的未来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所谓的权力斗争离他们很遥远,甚至根本不需要想那么多。
问到“你会选谁做总统?”几乎每个班加西人都会说,任何人都行,只要为这个国家和人民着想。其中一位甚至开玩笑说:“还不知道会选谁,也许我可以。”
这其实是个很空泛的回答。当然,大家对贾利勒的印象都不错,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是第一选择”。“也许有人觉得他不够强硬啊?”阿卜杜·科纳夫反驳说:“难道我们受(卡扎菲的强硬统治)的还不够么?”
的黎波里暗战
阿齐齐亚军营,一个军人坐上卡扎菲的位置。 南都特派记者 郭继江 摄
昔日充满强权恐怖气息的阿齐齐亚军营,如今成了车水马龙的旅游景点。 南都特派记者吴峻松摄
“开斋小吃。”
2011年8月20日20点,星期六,的黎波里市民开斋时分,广播响起。这是暗号!
枪炮骤鸣,北约战机出现在城市的上空,一帮人迅速占领了毗邻地中海的“绿色广场”。卡扎菲每年都在此举行仪式,纪念他1969年9月1日夺取政权,现在他的绿色旗帜被反对派的黑红绿三色旗所取代。
21日凌晨,当一小队反对派士兵从的黎波里北部海岸撕破卡扎菲防线时,的黎波里西部、东部和南部的反对派武装也在向着首都挺进。
下午,第一批反对派武装抵达了这座城市郊区。杂乱无序的队伍看上去甚不起眼,一些战士穿着足球衣,上面写着英国足球队员的名字。但是,他们遇到的抵抗微不足道。
当天夜里,里应外合的反对派武装开进了的黎波里市中心,合力攻打阿齐齐亚兵营,这里是卡扎菲的日常住所,象征着利比亚独裁政权。
晚些时候,一名投降的卡扎菲士兵带领反对派武装人员来到军事指挥中心,给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班加西反对派总部发出信号,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N TC )得以确认,他们已经控制了首都。
次日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的黎波里一夜惊天逆转,背后隐藏的是一场波谲云诡的暗战。
南都特派记者 王銮锋 发自的黎波里
悬念
卡扎菲不顾一切地想要抓紧手上的权力。他用炸弹对付抗议的人群,成百上千人死去,一定要找到办法阻止他。
经过波斯尼亚、科索沃和卢旺达的教训后,美国和他的盟友曾郑重宣布他们会努力阻止大屠杀。
2月以来,利比亚人已经显现出非凡的勇气,军队里的一些人也纷纷倒戈,从的黎波里奔赴班加西参战。但是他们能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位独裁者拉下台吗?
有一点是不用怀疑的:时间耽搁越久,越多人遇害。
3月13日,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表态支持在利比亚上空划定禁飞区,4天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授权北约及其盟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一篇题为《阿拉伯人在哪里?》的文章批评阿盟各国领导人对利比亚局势反应太慢,致使西方国家率先采取行动,作者呼吁阿盟国家要团结一致。
当利比亚国内局势持续动荡,石油生产和运输工作全部中断后,卡塔尔首先承认N T C的合法性,并表示愿意帮助利比亚反对派出口石油。
继卡塔尔参与西方联军,派出战机前往利比亚上空巡逻后,阿联酋、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机也插足空袭。
统治利比亚以来,卡扎菲通过杀戮已经让许多高贵的灵魂屈服。但是,这次他没有成功。班加西失守,成为了反对派的大本营。
首都的黎波里将归谁手?
潜伏
4月份的一天,突尼斯吉尔巴岛,四个利比亚人悄然会合,筹划的黎波里起义。此时,利比亚革命已逾两个月。
这四个人是: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执委会主席吉卜利勒,后勤主管马吉巴里,科学家阿卜杜勒·贾利勒,以及阿卜杜勒·马吉德·姆勒格塔。姆勒格塔刚刚逃离的黎波里,他要把一张内存卡交给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要领导。
内战前,姆勒格塔经营着一家公司,为利比亚政府各部门供应餐饮,在卡扎菲政权内部游刃有余。但是2月17日起义开始后,他就秘密插足了反对派。接着,他开始在卡扎菲政府的情报部门编织熟人网络。
后来,姆勒格塔告诉记者,他很快就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开始有14位卡扎菲武装的军官打算提供帮助,到最后增加到72人。“那时,我们常常在我家会面,有时候在另外两个军官家。我们的工作处于秘密状态,与N T C的执委会保持协调。”
班加西反政府组织作战中心指挥官阿尔哈斯将军说,那些私下帮助反对派的人有警察、安全人员、军队官兵,“许多许多的人,他们给我们提供情报,为和我们合作的人提供指导,以各种方式支持革命。”
两个月后,姆勒格塔就获悉了的黎波里7个作战指挥所的人员构成、运作方式以及联络手段。他将这些情报存在一张内存卡中,并设法要交到N T C执委会的领导之手,这才有了突尼斯一行。凭借这些材料,与会四人制定了夺取的黎波里的精细计划。
10多天后,N T C主要领导人抵达巴黎爱丽舍宫,与法国总统萨科齐讨论这一计划的具体实施。北约空袭行动负责人,卡塔尔及阿联酋等国军事官员也参加了会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N T C高官表示,萨科齐当时对计划显露出很大兴趣。
返回利比亚后,包含7名成员的的黎波里起义计划委员会成立,姆勒格塔被任命为的黎波里军事行动协调员。他们开始秘密武装首都内部的反对派组织。这些组织将帮助北约摧毁城内的战略目标,并在约定的起义时刻,首先举旗,配合反对派武装的四面进攻。
的黎波里起义计划委员会成员布哈贾尔上校称,给2000人分配了武器,让他们在发动起义前,偷偷进入的黎波里,还有6000人没有武器,在发动起义时,让他们占领大街。
卡扎菲经营的黎波里几十年,运送武器与人员进入首都困难重重,需要大量时间,他们能成功吗?城内的反对派组织会依照计划行动吗?
奸细
在起义最初的日子里,东部的反对派武装只是一支完全自发组成的武装:有人拿出家中保存多年的武器,有人从被占领的卡扎菲武装军事基地中找到枪支,他们一起沿海边公路向西进发,自信能在几天内到达的黎波里。当政府军在重炮掩护下大举推进时,反对派武装完全崩溃了。
与利比亚反对派人士接近的人说,5月初,英、法、意的奸细,还有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军事代表,开始有组织地练习反对派武装,使他们成为更有效率的部队。大部分练习是在反对派武装占领的利比亚西部山区进行。
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的所长德纳斯对记者说,大约有100至200个外国奸细被派往利比亚,练习和军事协调反对派武装人员。反对派武装中的精英分子是在利比亚境外和境内接受练习的,地点是北约及其盟国的基地。
反对派武装指挥官阿尔哈斯将军坚持说,西方特种部队没有卷入战斗,他们提供的主要帮助是轰炸和练习。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也说,他们没有卷入战斗。
5月份,法国开始偷运武器到利比亚西部。法国军方发言人稍后证实了这些武器空投行动,其称这是出于人道支援,目标是为进军的黎波里做准备。
来自N T C的消息表明,法国人提供的武器和设备大部分是由卡塔尔供应的。
“秘密搜寻”
按照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北非是欧洲的传统势力范围,那么在利比亚战争中,美国该扮演何种角色?
多年来,世界上有战争的地方就有美国的身影。利比亚内战爆发后,美国政策也在摇摆不定。
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是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主战派”,公开访问班加西,与反对派领导人会谈。而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则否认美军打算在军事行动中发挥更主动作用。
奥巴马的态度暧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不会在对利比亚军事行动中起主导作用,避免如在阿富汗及伊拉克一般,再次被拖入战争泥潭。
据路透社报道,3月中旬,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名叫“秘密搜寻”,该文件给予中央情报局很大的权限,去从事支持反对派武装的活动。这些活动还包括帮助反政府武装和其他北约盟军,追踪卡扎菲及随从的去向。但美国在战场提供的秘密支持,从未超过情报收集范围,五角大楼不会向反政府武装提供致命武器———即便在美国已承认N T C的情况下。
暗杀
6月初,利比亚战事陷入僵局。
经过3个多月的内战,反对派尽管已夺得东部大片领土,但西部依旧被卡扎菲掌控,俨然形成割据之势。留给北约的时间不多了,联合国授权的轰炸期限是9月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日内瓦呼吁,内战双方停火协商,非盟表示支持,但英法两国态度强硬,卡扎菲必须下台。
局势陡然对N T C有利。7月28日,反对派武装指挥官阿卜杜勒·法塔赫·尤尼斯将军返回班加西大本营的途中,在布雷加前线附近被暗杀。
反对派领导人称,他们怀疑是在班加西隐藏着的支持卡扎菲的叛乱分子干的,不过卡扎菲政府发言人坚持认为这是“基地”组织所为,并称此次事件暴露出反对派在其所控制地区的无能。
尤尼斯将军原是卡扎菲的内政部长,他曾在1969年参加了让卡扎菲上台的政变,在今年2月份投向反对派。他在军队的职位也有争议,还有谣言称,米苏拉塔的反对派领袖不听从他的命令。
这件事招致人们对N T C的不信任,N T C领导迫切进展推动战争,避免反对派内讧。N TC被迫改组内阁,夺取首都的步骤加快。
北约公开声称要发挥更多的领导作用,在空袭中成功地击毁了利比亚国家电视台发射机的三个圆盘式卫星发射天线。联军称,此次攻击是为了阻止卡扎菲政府利用电视“恐吓和压迫民众”。
英国的阿帕奇攻击型直升机插足空袭,对从的黎波里赶往扎维耶支援的卡扎菲“志愿军”进行阻击。据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被打死的卡扎菲“志愿军”官兵中包括利比亚政府发言人易卜拉欣25岁的弟弟。当正在陪同外国记者吃饭的易卜拉欣听到消息,跳起来大叫着夺门而出。
北约战机开始空投传单,卡扎菲部队的士气日渐低落,他们开始且战且退,结局无疑已指日可待。
渗透者
的黎波里突然来了很多陌生人。
7月中旬,米苏拉塔基本被反对派控制,卡扎菲部队的北部海岸防线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来自利比亚各地以及海外的利比亚人乘坐渔船潜入首都。
阿尔哈斯将军告诉记者,大多数渗透者都携带轻便武器及无线电台,从表面看上去,的黎波里处于卡扎菲的严格控制之下,其实安全系统已是千孔百疮,采用贿赂方式或别的技巧就可以自由进出。
偷运武器进入的黎波里存在风险,如果用高价,就能从卡扎菲的支持者手里购买武器,这样更简单,风险也小。在这个政权垮台前,那些人都指望弄点外快。那时在的黎波里,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行价是5000第纳尔。
N T C的高级官员说,他们还破解了卡扎菲政府的通信频道时,录下了2000条最高领导层间的通话,其中几条是卡扎菲儿子的通话。
过渡委员会将窃听到的通话收集起来,作情报分析之用。后来,一些通话记录放在反政府组织的电视台播放,用来阻吓那个摇摇欲坠的政权。
卡扎菲42年来制造的假象最终迷幻了他本人,他过高估计了人民的忠诚度。在绿色广场,他对首都人民呐喊:“我爱你们,你们也爱我,会永远支持我,我们永远在一起。”
在此期间,卡扎菲犯了一个致命错误。7月份,他派遣五儿子穆塔西姆带领主力部队奔赴布雷加,防止这一石油重镇落入反对派武装之手。
一名反对派武装成员说,如此一来,的黎波里的防御能力减弱,外国奸细开始四处活动。
据路透社报道,在的黎波里陷落前,英国奸细开始执行了最重要和最危险的一线任务。他们潜入首都,找出具体的、可以用于攻击的目标,然后,安放发射装置,让轰炸机可以在不伤害周围平民的情况下,定点轰炸弹药库,摧毁敏感目标。
收紧绳套
8月16日,两架美国“捕食者”无人驾驶武装侦察机飞抵北非,参加北约针对利比亚的空袭行动。继控制米苏拉塔之外,此时反对派武装还夺取了扎维亚、斯利坦、加良,的黎波里外围已被“扫清”。
五角大楼公布的情报资料显示,8月10日到8月22日间,美国战机的打击节奏在稳步加快。进攻的黎波里前,白宫放出风声,说卡扎菲的末日已指日可待。在地中海,北约军舰开始集结。
此时,长期以来被视为卡扎菲政权的二号人物、前总理贾卢德叛逃,辗转抵达卡塔尔,这让N T C信心大振。
利比亚山区已控制在反对派武装之手,他们准备就绪,但北约想要推迟发动攻击的日期。的黎波里中心潜伏小组领导人古拉说,最初打算在8月10日发动进攻。但是,“其他城市还没准备妥当,领导层决定,推迟几天。”
N T C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进展战略调整,重新部署,但我们不管情况如何,打算开始了。”
一夜颠覆
的黎波里有“美人鱼”之称,所以反对派将此次战役命名为“美人鱼黎明行动”。他们如此自信,以致于公布了进攻的日期与时间:8月20日,星期六,20点。
截至反政府武装攻入的黎波里的前一天,北约及其联盟一共执行了7459次空袭任务,这使得位于的黎波里的政府军在军事联络、调兵遣将等方面都受到严重掣肘。
起义的时间正是的黎波里的大多数居民斋月开斋时刻。一个全民计划在居民间流传,大家相约,以各清真寺的呼喊为号,共同举事。
当晚,N TC主席贾利勒发出进攻信号,“绳套已经收紧”、“真正的血战”就要开始。10分钟后,的黎波里居民区内的潜伏组织开始行动。一些人建立路障,阻挡通行。
北约战机闪电出击,摧毁了卡扎菲部队藏匿的重武器以及装有炸药的快艇,满载弹药的船只从米苏拉塔港口向的黎波里进发;陆路上,反对派武装从东西南三面夹击,向首都进军。
21日上午,反对派武装人员涌进的黎波里西部郊区,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下午,反对派占领的黎波里东郊机场和一个火药库。从南部地区盖尔扬北上的反对派士兵,也抵达了的黎波里近郊。
此后,由100多辆装甲车、坦克组成的车队,从米苏拉塔出发,从西部沿着主要公路,加速向的黎波里挺进。
北京时间8月22日凌晨,班加西,N T C宣布反对派武装已控制了的黎波里的大部分区域。卡扎菲逃遁,至今不知所终,42年王朝覆灭。
同日,多个国家发表声明承认N T C为利比亚合法政府。利比亚驻华大使馆一名工作人员在换国旗时对媒体记者说“游戏结束了”。
当地时间,的黎波里还在睡觉,以贾里勒为首的N T C正准备前往首都确立他们的权威。这时已经过了午夜,另外一天已经开始。
米苏拉塔的伤痕
①的黎波里大街,菲沙的家和店铺在战争中完全变成废墟,他现在只能等待新政府成立后给予补偿重建。南都特派记者 吴峻松 摄
②米苏拉塔市场里被炸毁的坦克。北约空袭开始后,卡扎菲武装将战车及重炮隐藏于此。南都特派记者 郭继江 摄
③在米苏拉塔的小巷中,一个孩子骑车从在家养伤的苏尔曼身边经过。南都特派记者 吴峻松 摄
黄昏时,阿里坐在屋前的皂角树下休憩。这是一种在阿拉伯世界极为常见的树木,生命力很旺盛。在夏天的战斗中,枝条炸断,子弹洞穿树干,入秋后,依旧树荫浓郁,红花怒放。他身后的墙壁上弹孔密布,都用红黑绿三色油漆圈出,与利比亚新国旗颜色一致。
“猛狮”战死
他开始逃跑。卡扎菲武装的士兵在后追赶,持枪扫射,但他都能巧妙地闪躲开来,斜刺里冲过宽阔的十字路口后,他开始沿着人行道往东跑动,速度很快。家就在前方大约200米处,那里有他熟悉的藏身掩体。
还有10米的距离,他被子弹击中了右腿,子弹一定没有打到骨头,因为他还能跑动,钻进了邻居家狼藉一片的客厅,但好运到此为止,更多的子弹射进了他的身体,硕大的身躯轰然倒地,他开始呻吟,朝前蠕动,粗大的血痕在地面绵延了大约8米后戛然停止,他死于此。
他叫埃尔哈迪,48岁,是米苏拉塔反对派武装“猛狮”战斗营中最优秀的R PG (R ocket PropelledG rena-de,火箭推进式榴弹,俄制著名武器)战士。
9月24日,我来到米苏拉塔的黎波里大街,在市民的帮助下,找到了埃尔哈迪死去的场所,已经发黑的血迹还历历在目,如同烙印在瓷砖地面上一样,依旧能看出一个人临死前的挣扎。
埃尔哈迪的二弟阿里面对镜头,泣不成声。
那是4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大约七八点钟,往日里这是大家睡眠的好时刻,但战争爆发后,恐惧惊扰了城市里每一个人,大家成天都躲在屋里瑟瑟发抖。
巷战正酣,枪声密集。埃尔哈迪的炮弹打光了,他扔掉R PG,从米苏拉塔菜市场里夺路而逃,企图逃回家。卡扎菲的士兵则欲除之而后快。很多人透过自家门窗的缝隙目睹了血腥一幕,但无能为力。因为到处都是狙击手,一旦露面,就会成为靶子。
直到夜幕降临,埃尔哈迪的遗体才被家人拖走。
“他百发百中,是这个城市里最勇敢的男人。”阿里说,除了埃尔哈迪,他的家族还有一人死于厨房,一人死于客厅,一人死于卧室。卡扎菲的士兵破门而入,随即开火。“都是二十出头的好小伙。”
阿里家住在的黎波里大街91号。在今年夏天,这条街道曾是反对派武装与卡扎菲部队相互绞杀的修罗场。
城市伤痕
一位西方战地记者说,如果现代战争是由士兵们在沙漠或者丛林里进行,也许不那么可怕。但今天,在战事中死去的平民远远多于作战人员。
发生在利比亚的这场已绵延8个月的战争,到底是什么模样?
战争从东燃起。2月份,班加西首先起事,但除了被焚毁的警察局和卡扎菲行宫,如今城内完全看不出曾经发生过战斗。
往西160公里是艾季达比耶,3月份,卡扎菲从该地调动数百辆坦克驰援班加西,遭到北约飞机的空中打击。现在,只有沿途陷埋在黄沙中被炸毁的坦克诉说着战争的惨烈。
再往西200公里是石油重镇布雷加,利比亚80%的石油出产于此,7月份,卡扎菲的五儿子亲率精锐之师驻守该地阻击反对派武装。但除了一个被炸成一坨的储油罐,以及地下数千颗地雷,油港并无异样。
再往西1000公里是首都的黎波里,北约6个月的轰炸只是使得卡扎菲的阿齐齐亚军营呈现残垣断壁状,唯有夜间的枪声提醒人们战争还在继续,但那是欢乐的人群在鸣枪庆祝胜利。
“你们应该去米苏拉塔看看,那就是一座死亡之城。”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N T C )新闻中心官员说。9月22日,当我办理采访证件时,这名官员用简单的英语讲道,米苏拉塔是卡扎菲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死亡人数最多。那是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的黎波里的重要屏障。
米苏拉塔战争具体始于何时,又结束于何时,没人能讲得清,大约从2月下旬持续到8月上旬。这可能也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点。如反对派武装8月21日宣称夺取了的黎波里,但实际上是23日才攻占了象征卡扎菲政权的阿齐齐亚军营,28日才完全控制这座城市。
米苏拉塔死亡人数还没有定论。从3月初起,仅有的统计报告分别来自于卡扎菲政府以及N T C,而考虑到他们各自的政治动机,很难相信数据的客观确凿。或许在冲突爆发之后,人们尚能确定的几件事之一就包括:实际伤亡人数要远远高于预计。
非政府组织“利比亚人权观察”负责人萨阿德·欧乌德说,他于4月16日到5月6日与同事一行前往米苏拉塔市进行实地调研。统计结果显示,超过1000人在战斗中丧生,其中绝大部分是平民。另外还有30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欧乌德表示,实际的伤亡数字肯定更高,因为还有很多死伤者没有登记。
40万人口的米苏拉塔,是古代通海口岸和贸易中心,椰枣,无花果、谷物、牲畜集散地,素以地毯织造著称。那里有大型发电厂、地毯厂和钢铁厂,是利比亚第三大工业中心,另还有570公里的输气管通布雷加港。
分析人士认为,班加西失守后,卡扎菲自知大势已去,遂决意放弃利比亚东部,意欲以米苏拉塔为界线,盘踞利比亚西部,与反对派形成割据之势。
两天后,我们出发。的黎波里往东250公里即是米苏拉塔,沿途哨卡重重,都是用集装箱搭建而成,执政当局士兵吃住、祷告都在集装箱内完成。进出的车辆他们都严格盘查。
尽管战况激烈,但是贯穿利比亚全境的滨海公路依旧完好。这条公路将班加西、艾季达比耶、布雷加、苏尔特、米苏拉塔、的黎波里等巨细城市串联在一起,利比亚战争大致沿途展开。
同行的西方记者曾去过伊拉克、阿富汗,但到了米苏拉塔,他们还是惊诧不已。城市空空如也,已无一栋完好的建筑物。街道上都是迫击炮轰炸过后的焦黑色残骸,所有房屋的窗户都被震碎,墙上到处是被R PG炸出的大洞,车库门、房门和栅栏上布满弹孔,甚至清真寺上的光塔也被击碎。
的黎波里大街是米苏拉塔的主要街道,也是战前利比亚最繁华的街道之一。如今,所有的商店被烧毁殆尽,民居要么烧剩一个架子,要么被炸成齑粉。
米苏拉塔菜市场是一座半封闭的建筑物,高约6米,几乎坍塌,水泥地面已成焦土,几辆坦克都被炸成一堆零件,炮筒直立,穿过屋顶的窟窿。
埃尔哈迪逃跑经过的十字路口成了“军事博览馆”,摆满了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榴弹炮、战车、电台、俄制“喀秋莎”火箭弹等,都是卡扎菲的部队溃败时所丢弃的。
这一切所默默记录的,是一场长达半年的残酷拉锯战。
大街杀戮
2月17日,利比亚爆发流血冲突,米苏拉塔遥相呼应,反对派武装迅速控制了这座西部要塞,这也是他们在西部唯一的据点。
卡扎菲调集部队从陆路三面围歼米苏拉塔,将反对派武装困在城里,米苏拉塔港口成了反对派武装与外界唯一的联系通道。
“猛狮”战斗营成员沙米斯说:“米苏拉塔是向的黎波里运送食品和医疗补给的关键通道。要保住的黎波里,卡扎菲需要米苏拉塔。”
在利比亚反对派武装中,来自米苏拉塔的派别自称为“猛狮”战斗营,战斗力最强,顶住了卡扎菲部队连续6周的进攻。
米苏拉塔成为危城。滨海小区曾是城里最漂亮的居住区,如今到处是未爆的火箭弹和破损的楼房,游乐设施和绿色园艺已成瓦砾。100多米外的清真寺的墙上,嵌满了爆炸产生的各种碎片。
“孩子们吓坏了,他们都睡不着。”小区居民萨利姆说,一轮又一轮火箭弹攻击,窗户被震碎,房子在颤抖,家人们紧紧抱在一起,祈祷着他们的家不会成为下一次攻击的目标。
贾博的家就在附近,有一天他正和妻子睡觉,火箭弹爆炸掀翻了他家的屋顶,床铺被一堆钢筋混凝土瓦砾覆盖,二人虽然性命幸存,但他失去了左腿。
城内生活状况急剧恶化。食物供给艰难,人们也很难喝到符合安全标准的饮用水。反对派武装尽力维持着秩序,但医院已经开始无法应付,大巨细小的诊所迎来络绎不绝的伤亡平民。
艾达华医生是一家诊所的负责人,他说:“市民被迫击炮和火箭弹攻击。他们不知道卧倒,只会惊恐地乱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伤亡率高。病人太多了,有时就躺在走廊上。那段时期诊所的麻醉药和基本医疗用品接近用完。”
国际社会对于米苏拉塔城内因战事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状况感到担心。3月19日,多国部队开始对米苏拉塔空袭。但40天后,卡扎菲政府军攻入米苏拉塔,北约承认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已经陷入僵局”。双方开始了巷战,沿着的黎波里大街的居民区成为了双方的杀戮空间。
卡扎菲政府军逐渐控制了米苏拉塔市中心,反对派武装向港口集结,在城外设置了更多的临时哨所,平民纷纷逃离。
的黎波里大街妇女们晾晒衣物的天台成了卡扎菲武装狙击手的巢穴。萨哈是“猛狮”战斗营的一名指挥官,他说当反对派武装进攻的时候,狙击手射出的子弹在大街上交织飞窜。反对派士兵只能倚靠墙壁,蹲伏在混凝土废墟后面举枪还击。
“猛狮”战斗营一栋建筑一栋建筑、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清除卡扎菲武装。埃尔哈迪就是在菜市场与卡扎菲武装狭路相逢。北约空袭开始后,卡扎菲武装将战车及重炮都隐藏在菜市场内,那里成为巷战最激烈的地方。
的黎波里大街十字路口附近有栋8层大楼,是当地最高的建筑物。卡扎菲武装9名狙击手把控于此,反对派武装寸步难行。
反对派战士卡利尔回忆说:“那些狙击手都带着R PG、步枪和手雷。一旦惊着他们,他们就扔手雷。”最后,大家协同作战,用榴弹轰击大楼,“结果干掉了8个,俘虏了1个。”
米苏拉塔中心医院的一位医生用手机拍下了他战斗期间所做的手术,他说要让世人看到那些恐怖的伤口。有一张照片上的小孩的胳膊上布满弹片,“卡扎菲的狙击手在屋顶上不加区别地攻击市民,这个孩子就在街上流血而死。我们本能地想救他的命,但没人敢过去,因为狙击手会向我们射击。”
许多家庭离开了的黎波里大街这片灾难的地区,躲入反对派武装已经控制的建筑物之中。萨利赫一家是最后逃离的那批家庭之一。战争爆发以来,他们一直躲家里,紧锁大门。他说:“其他人已经都跑了,我们都不知道。”卡扎菲的部队闯进他家,抢走了值钱的东西,还威胁他的家人。为躲避狙击手,他在一天晚上带着妈妈和3个孩子穿过大街,夺路而逃。
4月下旬,国际移民组织的援助船向米苏塔拉输送了160吨食品和药品,随后撤离了约1000名难民。其中一个离开家园的平民告诉记者:“我们没办法继续留在家里了,每天都面对着导弹,G R A D火箭弹,坦克炮弹。
孩子们哭着说‘爸爸,我们害怕,我们就要死了’。“
打死1个100美元
埃尔哈迪死后没几天,卡扎菲武装的一名黑人士兵也被子弹击中,倒在了那栋房子的门口,但是没人管他,血一直流,成群的苍蝇恶狠狠扑向他僵硬发臭的身体。20天后,阿里与邻居把他草草掩埋了。
阿里说,那个黑人士兵不是利比亚人。反对派声称,米苏拉塔战斗格外惨烈,是因为卡扎菲使用了秘密武器———外国雇佣军。这成为国际舆论极为关注的话题。
米苏拉塔战斗结束后,反对派在当地建了4个临时战俘营。9月25日,得到N T C军事委员会的许可,我们来到Sadun战俘营,这里原是一所学校,战争中逃亡的人还没有回归,学校就征作他用。教学楼高3层,大约1000平方米,四周有围墙,战俘营里没有持枪的士兵,俘虏们三五成群,随意地走动。看到外国人进来,还会开心地打招呼。
法特希是战俘营的负责人,这里关押着430人,除了420个利比亚人,还有10人来自苏丹、乍得等国。他说,战争开始后,卡扎菲就招募了几千名雇佣军,组成精锐部队。大多数雇佣兵来自利比亚南面的国家,譬如乍得,马里和尼日尔,还有一些来自更远的地方,像南非,巴尔干半岛各国。
Sadun战俘营管教海塞姆熟悉每一个战俘,他领我们上了三楼,雇佣兵都关押在此。国际医疗组织的一个小分队每天都会为他们检查身体。医疗小分队的负责人是一名来自美国旧金山的女士,她很关切雇佣兵的遭遇。
31岁的阿布-贝克尔来自苏丹,他没有结婚,在苏丹是看门人。他说,6月份后,一个苏丹籍利比亚大老板找到他,并给他武器,声称本·拉丹的支持者在利比亚作乱,要雇请他去射杀这些恐怖分子。6月20日的一天早晨,12辆丰田皮卡车,满载140人,从苏丹出发,抵达利比亚。
他说:“我们的教官是塞黑人,曾经在塞拉利昂当过雇佣兵,后来又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打过仗。今年3月份被卡扎菲招募过来。7月初,局势开始土崩瓦解。在反对派武装的猛烈攻势下,我所属的部队开始后撤到米苏拉塔城外约50公里的小镇。一天上午10点多,队伍被打散了,我迷路了,驾驶的车辆打不着火,这时反对派武装发现了我,开枪击中了我的左腿,俘获了我。”
阿布-贝克尔说据他所知,还有很多苏丹人也来到了利比亚。
奥斯曼每天都要到祷告室里面跪拜很长时间,他今年21岁,身材瘦长,脸色苍白,乍得人,“我们是一个组织,总部在索马里,老板叫阿布都勒汗。4月4日共有50人来到利比亚,我们没有固定工资,打死一个反对派士兵,可以得到100美元,有人在现场督战。卡扎菲给我们喝酒,大家整天醉醺醺,我的同伴死得很多,我很害怕,我想回家。4月18日,我走出战壕投降了。”
强暴耻辱
米苏拉塔战争胶着。4月下旬,当地部族领袖向卡扎菲军方发出最后通牒,称如果政府军不能控制米苏拉塔,就“靠边站”。
卡扎菲之女艾莎在的黎波里呼吁民众效忠卡扎菲,称“卡扎菲的下台将是对所有利比亚人的侮辱”。
但是卡扎菲却通过侮辱利比亚人来避免下台,他采取了新的战术———强奸。诸多证据显示,在米苏拉塔争夺战期间,卡扎菲武装进行过有系统的大规模强奸。
奥坎波是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5月4日,他在联合国总部称,已掌握的大量证据表明,在利比亚政府对人民起义进行镇压时,几百个妇女被强奸。他说,甚至有证据表明,卡扎菲政府给士兵分发了伟哥鼓励他们进行性侵犯。“卡扎菲决定利用强奸作为惩罚。”
在利比亚极为保守的文化传统中,强奸被视为一种极大的耻辱。尤其是在米苏拉塔,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强奸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过。
利比亚著名的精神病专家赛哈姆·塞尔加医生说:“卡扎菲武装利用强奸不仅仅是伤害女性,还是在恐吓各个家庭,恐吓整个社会大众。跟我交谈的妇女们相信,她们被强奸是因为她们的丈夫、兄弟在和卡扎菲战斗。”
“我想这种事发生了很多次。”卡扎菲武装的一名被俘士兵称,实施强奸的人大部分来自卡扎菲的特种部队,“我们在无线电里听到,大约50个家庭的妇女遭到强奸。”
9月25日,米苏拉塔的军事委员会一名成员告诉我,他们确信有数以百计的受害者,现在一些反对派战士主动要求娶那些强奸受害者,“为了使她们的家人免受耻辱”。
伊斯梅尔·弗芮迪亚是米苏拉塔的一名妇产科医生,她领衔的医疗委员会正在调查战争期间的强奸指控,并试图为受害者提供帮助。
许多“强奸视频”正在米苏拉塔流传,这都是卡扎菲武装用他们的手机拍摄的。
伊斯梅尔·弗芮迪亚说:“这非常敏感,这种事情难以处理。还没有受害者站出来,但是我们进展她们能出来与我们谈一谈。这一数字将会达到数百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比我们想得还要大。米苏拉塔的民众受创严重,他们感到沮丧。在战斗期间,这对我们的影响要远大于其他问题。”
卡扎菲政府军残暴的行为触怒了国际刑事法庭,6月27日他们颁发了对卡扎菲的通缉令,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和他的情报主管阿卜杜拉·赛努西则被指控为反人类罪。
或许卡扎菲真的与上帝或魔鬼达成了协议,但是当逮捕令落地的时候,这一协议显然接近期满。
最后一颗钉子
拿破仑说,战争胜负是由最后五分钟决定的。米苏拉塔,为埋葬卡扎菲42年王朝钉下最后一颗钉子。
进入5月后,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对北约战机的空袭力度表示不满,并要求北约战机集中轰炸米苏拉塔的卡扎菲政府军前沿阵地,以及的黎波里通向米苏拉塔的政府军补给线。利比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呼吁外国战机轰炸本国领土的国家。(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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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开始使用“捕食者”无人机在利比亚上空执行侦察、目标跟踪等任务。美军方称,利用无人机打击卡扎菲的部队“将会有明显的效果”。
5月11日,在与卡扎菲政府军进行激战后,反对派武装控制了米苏拉塔的机场。数百名反对派士兵在街头庆祝这一重大胜利,并焚烧了卡扎菲政府军溃退时留下的装甲车。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日在日内瓦呼吁在利比亚立即实现“可核查”的停火,并敦促利比亚政府军停止袭击平民的行为。
潘基文说:“首先应该停止在米苏拉塔和其他地方的战斗,以便我们能够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同时我们还可以继续展开政治对话。”
同日,卡扎菲一位不愿具名的高级顾问在接受利比亚《的黎波里邮报》采访时说:“我们不会与他们谈判,他们没有谈判的资格,他们是恐怖分子。我们曾经试图实施停火,但他们却继续进攻。我们不会放弃自卫,不会让他们利用停火来占领国家。”
这名顾问否认反对派武装在军事上取得进展。“他们并未获胜,他们输得很惨。他们没有控制任何城市,这只不过都是谎言。”他还指责国际媒体对利比亚局势报道不实。
但事实是卡扎菲部队没能守住米苏拉塔,反对派武装在他们的防线上撕开一个大口子,最终形成东、南、西三线作战,逐渐取得战略主动。卡扎菲部队调动开始混乱,大局已失。(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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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卡扎菲丧失了一个机会,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机会?”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8月初在一篇评论中提出问题。文章认为他“丧失的机会”出现在7月。
7月份,米苏拉塔民众纷纷返乡参战。卡扎菲零星的抵抗力量作鸟兽散。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反对派武装完全控制米苏拉塔,向首都的黎波里进军开始。
米苏拉塔人估算,近6个月的战斗中,共有2000余名平民丧生,约占当地常住人口的5‰。城中主干道两旁的墙壁上,齐整地写有1154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画有一个红色圆点,代表死亡。这些都是能找到遗体的死者。
城郊的公墓里,荒草疯长,10列新坟上都横搭着一株植物,坟头则放有空碗。利比亚人相信,下雨时,空碗积水,会吸引乌鸦来喝水,它能引导死者的灵魂进入天上的王国。
9月26日,我们到墓地致哀,然后返回活人的世界。20多名土耳其建筑师来到米苏拉塔,指导工人们如何安全地拆除那些摇摇欲坠的楼房。他们估计,80%的建筑会推倒重建,这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前提是利比亚新政府能提供充足的资金。
黄昏时,阿里坐在屋前的皂角树下休憩。这是一种在阿拉伯世界极为常见的树木,生命力很旺盛。在夏天的战斗中,枝条炸断,子弹洞穿树干,入秋后,依旧树荫浓郁,红花怒放。他身后的墙壁上弹孔密布,都用红黑绿三色油漆圈出,与利比亚新国旗颜色一致,很是醒目。那是他四弟穆罕默德的作品。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的爷爷住在这里,我们的女亲住在这里,我们兄弟住在这里,我们子孙也将住在这里。”穆罕默德说罢,发动一辆二手小车,奔往苏尔特,那里是卡扎菲的故乡,战斗还在继续。埃尔哈迪死后,他就成了一名战士。
南都特派记者王銮锋 发自米苏拉塔
子弹不懂我的悲伤
↑在Al-Jalaa医院的ICU病房,躺着一位脑部受伤的7岁女孩。医生说她是因枪支走火被击中的,送到医院的时候,半个脑部都露在外面,但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南都记者 钟锐钧摄
9月20日,班加西墓地,一名青年倚在简陋的墓葬旁悼念死去的亲人。南都记者郭继江摄
1 9月20日,反对派士兵哈桑遇袭身亡,他的战友悲痛欲绝。 南都记者郭继江摄
2班加西自由广场,墙壁上挂满了战争死者与卡扎菲当政时期遇难者的照片,这已成了利比亚人的集体梦魇。一位母亲观看照片时,忍不住流下眼泪。 南都记者钟锐钧摄
《视觉周刊》第171期
撰文:南都记者 郭继江
黄昏,班加西医院,年轻的反对派士兵哈桑被卡扎菲的雇佣军袭击身亡,亲人和战友亲吻他英俊的脸庞,失声痛哭。医院大门外,到处是来此碰运气寻找亲人的市民,冷色的灯光照在满是失踪者信息的墙壁上。
哈桑是在布雷加战车上被偷袭的,他成为此次利比亚内战2万多死亡者中的一员,在这个只有600万人的国度,这个死亡数字已经让很多家庭破碎飘摇。
班加西法院外,小穆罕默德举着哥哥大穆罕默德的遗像向路人展示,在利比亚,家中有烈士是可以在国民面前引以为豪的,在短暂的悲痛过后,自豪感会占据一切。也许正因为这种自豪感,很多海外的利比亚青年都义无反顾地聚集到米苏拉塔、苏尔特、拜尼沃利德战地。很多人围坐在小穆罕默周围,评说他帅气哥哥的照片,又有几个孩童拿出了亲人的照片自豪地向路人讲述各自亲人的故事。
米苏拉塔战地医院,一批批伤员被运到急诊室,没有呻吟、没有哭嚎,一名伤重的反对派士兵仍不忘打出胜利的手势。
班加西的很多墓地都异常的简陋,从苏尔特、拜尼沃利德运到的士兵尸体都草草掩埋,水泥的墓碑上没有照片,只有姓名和年龄,长眠在地下的都是20多岁的生命。一名穿着白色长袍的悼念者倚在一片墓地上喃喃自语,并撒下不知名的树种,白鸽在草丛中惊起,瞬间消失。
星期五,拜尼沃利德战地,祷告的年轻士兵短时间放下了手中的枪,在这个公众假日,所有的战事都瞬间停止,只有颂读古兰经的声音在沙漠回荡:“一切人皆平等,都是兄弟。身世与地位无关重要”。“但为什么利比亚的兄弟之间要自相残杀呢?”哈桑的弟弟说。
“我们想要的只是自由”
在今年2月的一次集会上,哈桑身披头巾、背挎长枪、腰揣利斧、高举木牌的照片被印制成海报,迅速成了利比亚的名人。 南都特派记者郭继江摄
一匹战马被卡扎菲武装打瞎眼睛。南都特派记者郭继江摄
素描
道别时,哈桑告诉我,其实当印有他头像的海报贴满大街小巷时,他害怕极了———枪打出头鸟,要是卡扎菲卷土重来,他死定了。不过,他很幸运,卡扎菲被赶走了。
南都特派记者 王銮锋 发自扎维耶
名人
“要是以前,我可不敢跟你们外国记者谈话”
一个典型的利比亚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上午10点起床,30分钟后吃完早点,接着驾车前往工作场所,大都是日韩越野车,速度一般都在160公里/小时左右,因为公路上没有收费站,汽油比水便宜,途中一定要停下来喝杯咖啡。下午2点30分后,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途中再喝杯红茶。一天之内还要去清真寺或者特定场合祷告5次,其间有天大的事都可置之不理。周五至周日则是休息时间,街上的商铺大都闭门。
这些只是男人的生活,女人呆在家里就行。一般来讲,每个家庭都有5-7个孩子,没关系,他们人均G D P1.3万美元,冠绝北非,教育、医疗免费,运气好的话还能住上不要钱的廉租房。可是利比亚人还是觉得很辛苦,体力活都是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人在做,稍微需要技术的工作则交给埃及民工。
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当邻国的革命风暴刮来时,甚少露面的妇女们走上街头游行,点燃革命之火;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们手持石块和自制炸弹,勇敢地冲向卡扎菲的军事基地;时髦的年轻人扔掉游戏机,扛起武器奔赴前线,慷慨捐躯。
为什么?哈桑给出了答案。
战争中的利比亚,两个人的画像最为常见。一个是卡扎菲,曾经的非洲大陆“王中王”,如今,嘲讽他的漫画遍布每条街道的墙壁。另一个就是哈桑,没有固定职业的乡下汉,但他的大幅海报矗立在各个城市的出入口,鼓励人们去战斗。
今年2月20日,扎维耶,成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在广场,要求卡扎菲下台。48岁的哈桑身在其中。他个子不高,但站立的姿势给人很高大的感觉。他身披头巾,背挎长枪,腰揣利斧,高举木牌,上面用阿拉伯语写道:“我们想要的只是自由!”在他右前方,一个小伙子做出胜利的手势。
不知道是谁拍下了这一场景,此后几天,照片被印制成海报,四处张贴。就这样,哈桑成了利比亚革命的代言人。
10月1日,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哈桑,他现在成了利比亚的名人。参加完攻占扎维耶和的黎波里两场战斗后,他就“退役”在家,每天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
“要是以前,我可不敢跟你们外国记者谈话。”哈桑说,在卡扎菲时代和外国人讨论国家政策是一项罪行,最高可以处3年监禁。
翻译斯伟是的黎波里人,他的女亲原是政府工程承包商,3年前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对一项决策流露出不满,被卡扎菲剥夺公职,流亡突尼斯至今。
独裁
“所谓纯正性都由卡扎菲说了算,留胡子也是一种罪”
自从1969年成功地领导了军事政变,卡扎菲就将其定位为利比亚的“老大哥”以及“革命的指针”,像一个女亲那样照顾利比亚600万人民。
卡扎菲宣称,他想要建立一个既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同时又含有本派宗教的纯正理念,不受其他宗教派别攻击的政府模式。
“所谓纯正性都由卡扎菲说了算,留胡子也是一种罪。”哈桑说。
卡扎菲的秘密警察特别“关照”那些大胡子男人。如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专门镇压异议者,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一个人消失。
这并非危言耸听。10天前的傍晚,班加西民众在旧高等法院门前聚会庆祝胜利,我遇到了加尔尤尼斯大学的老师法尔斯,他经常在外国媒体上发出声音,他被卡扎菲的秘密机构监控了18年。
有书面为证。今年2月,愤怒的班加西民众攻入旧高等法院旁边的内务安全部大楼,奋力抢出了很多材料,其中包括法尔斯的蓝色档案。
法尔斯说,他的档案编号是6247,一共22页,都是安全部门之间18年来的通信。档案显示,监控他的原因是他常去一所有大胡子男人出没的清真寺,并过从甚密。他只是数以万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比亚秘密警察监视的人中的一员。
在理论上,利比亚民众国是由人民委员会和一个庞大被直接选举产生的议会行使权力,但实际上,利比亚是由忠于卡扎菲,独裁并且超越司法体制的革命委员会所掌控。
在统治利比亚的42年里,卡扎菲留下了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但没有培养出由一批有技术、有知识以及主动参与政治的现代人构成的公民社会。政府也不鼓励利比亚民众参与政治并构建政治制度。与此相反,政府主动打击真正的政治参与活动。
经济学家扎尔迪尼说,“革命以前,在利比亚‘民主’意味着领导人考虑、讨论、偶尔接受其他人的观点。”
在卡扎菲看来,选举就是51%的暴政。他说:“西方人像是一条链珠上的珠子一样,他们沉默地来到投票站,往投票箱里投下选票就像往垃圾箱里扔垃圾。”他还说,“世界上除了利比亚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
但利比亚人却害怕提到他的名字,除非是在官方活动中高呼拥护卡扎菲的口号。大家更不敢质疑他那些堪称荒谬的建议。他曾坚持,一家人一周只能用一块香皂。还有一次,他建议取消货币,改用原始的以物易物。
军队、警察以及内务部门的高级官员通常是革命委员会成员。几十年来,他们能够任意逮捕、审讯、折磨利比亚人民,并将他们投入监狱。只要你偏离了卡扎菲的观点和看法,你就是异端,你的看法就是邪说。
来自班加西的检控官加利亚尼说,内务安全部门的工作报告被直接提交给革命委员会,这些东西从来不会被合法审查。一旦进入了这个体制内部,你的命运就不再受你掌控了。那里没有任何的公理法律,讯问你的人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有时,你邻居对你的怀疑,或者你竞争对手的几句诽谤就足够定你的罪了。安全部门从来不审查这些告密者内容的可靠性。加利亚尼说,在利比亚,帮助革命委员会鉴别可疑的异议者是飞黄腾达的可靠方式,不论你之前职业和身份贵贱。
档案编号6248的塞班尼被监控了4年,因为他的邻居写了一份信,检举他午夜之后在楼顶款待一群不明身份的年轻人。他说:“现在,我们第一次有了自由,过去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是行尸走肉,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
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并不鼓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多利比亚人仅有的一点雄心是躲开安全警察,在外面找份工作。
屠杀
阿布·萨利姆监狱杀囚事件迷雾重重,成为反对派对卡扎菲政权的仇恨之源
哈桑的4个亲人刚从的黎波里郊外臭名昭著的阿布·萨利姆解救出来。他们很幸运,都还活着。
8月22日,当反对派武装攻陷阿布·萨利姆监狱时,战士们都在叫嚷:“这就是那间出名的监狱!就是那间恐怖的监狱!”
在利比亚人心头,阿布·萨利姆监狱是一道伤疤。在这个利比亚最黑暗的角落,几十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消失无踪,有的消失几年,有的永远消失。
监狱的囚犯大部分来自于东部城镇,像班加西———反对派组织所在地,或者德尔纳———这个国家最有宗教信仰的城市。一些囚犯是具有阿富汗战场经验的宗教激进分子,一些囚犯被带走只是因为留有长长的络腮胡子。政府称这些男人为“异端分子”。许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拘禁,并且不允许他们的家人探访。
2001年到2002年间,利比亚当局突然向囚犯的家属发出通知:“你们的亲人已经死在监狱里”,却没有进一步解释。2004年4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公开承认,阿布·萨利姆监狱曾经发生过杀戮事件。
在海外的利比亚的人权组织称,在1700名左右的囚犯中,有多达1200人被杀。不过,卡扎菲政府从未公布此事的相关细节。
阿布·萨利姆监狱大屠杀一直被裹在迷雾之中,这也成为反对派对卡扎菲政权的仇恨之源。因为缺乏大屠杀的信息,最近几年班加西的死难者女性家属开始展开例行抗议活动。结果是,为受害者家人代理的人权律师法思·特比尔遭到逮捕,这就导致了今年2月份游行示威运动的开始,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革命。
“人权观察”组织报道,引致大屠杀的一系列事件始于1996年6月28日,监狱恶劣的环境激怒了囚犯,他们抓住一个警卫作人质。卡扎菲的姐夫兼最高安全官员阿布杜拉·塞努西,前来与囚犯们谈判。
一名目击证人在采访时描述,囚犯们提出要改善医疗条件,要家人探访,还有更多的放风时间。塞努西说他会满足他们的要求。但他没有这样做,囚犯们被枪杀了。
萨法义那时在监狱厨房工作,事件结束后,他比较了事件发生之前和发生之后,他需要煮多少份饭,推算出至少有1200人被杀。
对那天如何处理那些尸体,猜测越来越多。一些人说,他们看到在事后有卡车即刻开出监狱,传说驶往本地墓地处理尸体。另一些人说,安全部队将尸体埋入地下,后来,因为有异味,就将尸体移出墙外。
今年9月25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在阿布·萨利姆监狱附近发现一处群尸坑,坑内超过1270具遗骸被怀疑是1996年遭卡扎菲安全部队“屠杀”的遇害者。
9月30日,一场大雨后,我们来到阿布·萨利姆监狱。监狱大约6万平方米,内外三层。每个监狱区之间都隔着一个露天的院子,从监房的高窗可以俯视那里。
牢房内散落着充满沙子的水瓶,一些囚犯将这些水瓶充当哑铃,锻炼身体。还有撕成条状的毛毯,囚犯用来结成梯子,爬到装有铁条的窗户上晒太阳。墙壁上,一名囚犯用划痕记录了他每个月的囚禁生活,划痕延伸几英尺之长。另一个囚犯用更简单的方式做记录,“3/19/1990”、“2/15/2011”。
那天,很多监狱释放人员重返故地。一个男人说,他被捕时才19岁,被捕原因是他常常去清真寺做礼拜。如今回忆起来,如同身处幻境。
报纸
在长期被卡扎菲政权“封口”之后,新一代的传媒业者争先恐后地向外界传送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面对媒体,哈桑已经游刃有余,他的专访上了很多利比亚报纸的版面,其中大部分是刚刚创刊的私营报纸。
卡扎菲上台之前,利比亚曾拥有过几家独立报纸,但很快都销声匿迹。卡扎菲在“绿皮书”中说:“任何由私人拥有的报纸都是私有物品,表达的也仅仅是私人观点。任何认为报纸可以代表公众舆论的说法都毫无根据”。
许多年来,利比亚只有一家国营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多是肥皂剧,以及描写纵马宿营,在沙漠中放歌的历史剧,那是卡扎菲理想中的前现代社会的贝都因生活,他讨厌城市,经常在帐篷里接待各国元首。
几年前,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阿尔伊斯兰曾开办过另外一家电视台,播放更为流行的节目,但被他的女亲关闭了。赛义夫还成功创办并维持了两家报纸,西方一度曾对它们寄予进展,但这几份报纸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
在卡扎菲统治下,报纸必须接受安全检查,每一份报纸首页上方都必须有卡扎菲“绿皮书”的语录。但独裁者显然无法阻挡技术的洪流,更多的利比亚人买回卫星天线尝试接收国际频道。
一位利比亚诗人说,“自从欧普拉出现在我们的电视上,变革已经不可避免。正如半岛电视台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电视频道所展示的。相比之下,利比亚显得贫困而灰暗。他们难免要问为什么?”
从起义的第一天开始,热情似火的革命者沉醉在他们新发现的言论自由里无法自拔。他们撰文列举独裁者的罪行,制作卡扎菲的漫画像。
在长期被卡扎菲政权“封口”之后,新一代的传媒业者争先恐后地向外界传送出他们自己的声音。
9月19日,在从班加西飞往的黎波里的途中,我认识了阿罕默德,一个27岁的小伙子,出生在约旦,现在是一家总部设在班加西的私营报纸的总编。报纸每期印刷5000份,耗资1000第纳尔(大约1200美元),由一名广告商赞助,每周一期。他正带领3个伙伴去的黎波里建立新的工作室。
“我们都用方言写作,这样更能引起人们共鸣,因为人们其实是受够了卡扎菲时代那枯燥无味的样板文章。”阿罕穆德说。
现在谁都可以办报纸。据初步统计,目前利比亚有200多份报纸,其中大都是年轻人所操办,这一数目还在继续增长中。
教育
“卡扎菲是个骗子,他公开诅咒西方文明,却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发达国家接受教育,享受奢侈生活”
同阿拉伯男性相比,哈桑没有长长的睫毛,脸庞轮廓很深,眼睛颜色也偏蓝,他的母亲是美国人,但他却只会几句简单的英语口语,他表示很抱歉。
这不是他的错,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卡扎菲禁止说“帝国主义”的语言。现在利比亚中青年两代人大都不会说英语。
哈桑说,他至今还记得中学时被迫焚烧英语课本的情景,很多同学都哭了。
9月18日,班加西一所中学的女校长曾告诉我,在利比亚,很多政府官员或者富豪,私下里都花重金聘请家庭教师为子女补习英文。她说,卡扎菲就是一个骗子,他公开诅咒西方文明,却把自己的子女送往发达国家接受教育,享受奢侈生活。
“领袖是来自沙漠的贝都因人,满足于统治一个落后的国家,”流亡外国的利比亚诗人马塔瓦说,“但他的儿子们是城市人;他们周游列国,在外国读书,经常和海湾国家的王子们一同打猎。他们想要驾驶宝马车,统治一个得到世界认可的国家。”
“卡扎菲42年的统治使得利比亚教育畸形发展。”苏利曼·沙哈里说,他是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教育部长,也是阿拉伯世界颇有盛名的诗人。
卡扎菲政府的教育政策均是自上而下做出的,朝令夕改,又缺乏系统化。精于权术的官僚掌管学校,他们强迫学生学习卡扎菲的“宇宙观”,还有他的“绿皮书研究”。尽管阿拉伯世界有尊师重道传统,但在卡扎菲时代,教师被视为政权的宣传喉舌,遭到人们鄙视。
政治学者卡斯吉萨说:“我们原来教给年轻人的都是垃圾。大学只是卡扎菲的工具,是一个机关,被用来鼓吹他自己的谬论和巩固他的统治,而这些对利比亚社会一无是处。你就像个机器人,只能简单重复他们让你做的事情。如果你表述自己的思想,你就会被定义为反革命。”
从9月5日开始,利比亚的中小学都在推行“逐步重新运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教育部声称,要为了建设民主国家、改革利比亚文化而培养学生。
利比亚大学也已恢复原名,它是利比亚最大和最重要的高校之一,创立于1957年,但1976年被卡扎菲命名为A l-Fateh大学,A l-Fateh意为“征服者”,系以纪念卡扎菲1969年革命。
利比亚大学新任校长克里克斯说:“在利比亚社会和大学中有了新的精神。”
现在利比亚大学里,写有革命委员会条例的展牌都被人涂上嘲笑卡扎菲的漫画,那些无处不在的绿色旗帜也都不见了,佩戴头巾的女学生可以牵手闲逛。
合影
在卡扎菲时代,这种行为会使聚集者遭到逮捕或者被殴打
哈桑家的房子很破旧,他总是在同村的亲戚家招待慕名而来的拜访者,一间20余平方米的会客室铺上了鲜红的地毯,室外的墙壁上挂有一面硕大的“自由利比亚”三色国旗。
谈话结束后,哈桑的十几个亲戚都围拢过来,他们手举横幅,整齐地站成一列,要求与我们合影。
在卡扎菲时代,这种行为会使聚集者遭到逮捕或者被殴打。哈桑说,在卡扎菲这种强者统治之下,私下聚集意味着“我们要进监狱,没有审判、没有律师、没有法官,只有无限期的监禁”。
这些利比亚人称,卡扎菲时代的聚会通常是买来的。官方会支付一笔小钱,找来一群人,当国家电视台来到精心选择的街道、村庄时,让他们在镜头前聚集一番,状甚热烈。
就是这笔小钱有时官方都不愿意掏。一名来自丹麦的女记者讲,今年7月份,卡扎菲在的黎波里安排外国记者集体采访,现场200多名男男女女手摇国旗,高喊支持卡扎菲的口号。但她后来在绿色广场边的政府大楼里,又发现这群人,他们都是公务员。
道别时,哈桑告诉我,其实当印有他头像的海报贴满大街小巷时,他害怕极了———枪打出头鸟,要是卡扎菲卷土重来,他死定了。不过,他很幸运,卡扎菲被赶走了。
他现在每天的装束都与海报上一般,只是腰间的利斧在一次战斗中被炮弹给炸碎了。还有他新做了一块木牌,上面用阿拉伯语写道:“终于自由了!”
穿越苏尔特战火
战事
在苏尔特,城区内黑烟滚滚,直逼天际,加农炮、迫击炮和火箭弹不断发射。昏黄的灯光下,一个男人依偎在集装箱边,吸这阿拉伯水烟。在他身后大约3米处,横搁一枚硕大的炸弹,在月色下闪射青光,上面用白色油漆写了一行英文:“你们投降,或者我们死亡。”
南都特派记者 王銮锋 发自苏尔特
阵地
战士们从帐篷里钻出来,准备祷告。1个小时后,他们会发动一次新的进攻。
有些士兵在用柴油擦拭俄制“喀秋莎”火箭弹,有些士兵在往皮卡车上一箱一箱地搬弹药,还有一些人在远处山头上练习射击。他们没有统一的军装,打扮五花八门。(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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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上前时,他们围拢过来要求拍照,抱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火箭榴弹枪站在那里,害羞地微笑着。他们都很年轻,其中一个男孩只有16岁。
祷告开始,人群涌动。他们把双手伸向天空的时候,阳光照在他们黑乎乎的脸上。司令官首先拖长音调唱祷,之后,一名年轻士兵唱了一首很动听的歌曲,歌曲飘向宁静的天空,短暂的沉默之后,部队发出怒潮般的吼声:“真主保佑”。
清真寺门口,两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在分发印有阿拉伯文的传单,传单大意是告诫士兵们遵守军规,勇敢作战。阳光暴晒,士兵们驾驶皮卡车散去,急刹车声四起,滚滚车轮在广袤的沙漠上留下滚滚黄尘。
下午四五点钟,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已经开到卡扎菲武装的阵地范围内,他们发射火箭弹,从我们头顶飞过时发出撕裂空气的声音。远处的山顶炸开大团的浓烟,听不到声音,10几秒后,冲击波传来,发出沉闷的砰砰声。
架着机枪的皮卡车一路走一路开火,向前突破。轻武器开始怒吼,士兵们把三个弹夹捆绑在一起,可连续扫射,如同疾风骤雨。他们打得轰轰烈烈。
这里是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攻打拜尼沃利德的前线阵地。
围城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9月22日宣布完全控制南部沙漠绿洲塞卜哈之后,卡扎菲残余武装控制的大城市只剩下苏尔特和拜尼沃利德。(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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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发言人猜测,卡扎菲次子赛义夫·伊斯兰在拜尼沃利德、另一个儿子穆塔西姆可能在苏尔特,卡扎菲本人可能在两地之一。
拜尼沃利德距的黎波里东南约180公里,在利比亚算不上一个大城市,但是战略地位重要。以此为界,往南就是浩瀚的利比亚沙漠,它属于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如果卡扎菲残余势力突破该地,逃入沙漠,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将鞭长莫及。因为航线过长,从意大利空军基地起飞的北约战机也难以触及。
之前,N T C军方发言人称,拜尼沃利德市内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卡扎菲的残余武装抢劫了当地的民宅和商店,并对所有欲插足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的百姓开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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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尼沃利德地处山区,地形十分复杂,给进攻带来困难。3天来,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曾多次试图攻入拜尼沃利德,均遭到激烈抵抗。
傍晚6时许,30余辆皮卡车驶回。面对镜头,车上的战士都伸出双手,做出了“V”形胜利手势,可惜的是他们许多人都做反了。
“我们在傍晚停手,明天再打。”一名指挥官说,经过激烈战斗后弹药缺乏,战斗需要暂停,弹药需要补给。他说,利比亚执政当局正在制定计划,将以最小的损失攻占拜尼沃利德。“由于卡扎菲部队抵抗激烈,可能需要些日子”。
两天后,我们再去前线时,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已经将阵地向前推移了20公里。报告称城内已经停电、断水、店铺关闭,人们食物消耗殆尽。
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已经完全包围了拜尼沃利德,正等待总攻时刻的到来。
对峙
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发言人9月25日宣称,将要调整军事部署,重点攻击苏尔特,据说卡扎菲很可能藏身于此。
一名被俘的卡扎菲部队将军说,卡扎菲10天前通过电话联系他,当时他正秘密活动于塞卜哈和加特之间,身边有识得沙漠路线的尼日利亚和乍得雇佣军帮他。
苏尔特,位于利比亚北部锡德拉湾沿岸的一座港口城市,是一座新兴的沿海城市,距的黎波里市约600公里。卡扎菲1942年出生于此,对于卡扎菲的支持者来说,苏尔特俨然就是心中的“圣地”,被认为是利比亚的第二首都。
20世纪90年代,凭借石油出口国力陡升的利比亚,几乎把所有主办的非洲重要活动都安排在苏尔特。在这里,设有多处利比亚政府军的军事基地。
利比亚执政当局多支武装对苏尔特已经攻击一个月,但最近几天攻势放缓。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苏尔特战区指挥官说,他们试图先让城中居民逃出来,最后再发动进攻,迫使城内的卡扎菲残余武装投降。
9月底,平均每天有400到500辆小车逃出苏尔特。除了城内生活不便,一些居民逃离另有原因,他们声称卡扎菲武装开始在城内“处决”一些涉嫌认同“过渡委”的人员。
在北约战机支援下,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利用坦克和装配防空炮的货车开道,一度冲破卡扎菲武装设置的路障,分别从苏尔特西、南、东三个方向向城内进攻,但遭遇狙击手激烈抵抗。
目前,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聚集在距离苏尔特市中心一公里外的扎弗兰广场,构筑防线。救护车从苏尔特向外飞速运送死亡或受伤的武装人员。
前进
9月28日,我们朝苏尔特进发。不过遇到一点麻烦。N TC新闻中心给我们核发了采访证,但只限于已被夺取的城市,以及战区后方。要想进入前线采访,还得有一张用阿拉伯语写就的介绍信,新闻中心和军事委员会同时加盖公章方才有效。
奔走一天,我们得到了介绍信。介绍信称N T C无法保证记者在前线的生命安全,但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会竭尽全力提供必要的帮助。战事以来,至少已有6名外国记者伤亡。
军事委员会人员善意地提醒我们,路途遥远,还不太平,不时有卡扎菲残部骚袭。每天都有直升机往返前线与米苏拉塔运送重伤员,记者可以随机同行。
9月29日,我们来到米苏拉塔飞机场,军用直升机都在此降落。等了近2个小时,机场军官告诉我们,当天可能没有直升机飞往前线。建议我们第二天再来。
天空一片淡蓝色,表明今天会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也意味着进攻将进行下去。我们决定乘车前往。
司机斯伟是的黎波里人,24岁,刚刚从突尼斯回国。前往苏尔特,他既好奇又害怕,他只是从电视里看过战争场面。
炮击
风很大,刮来阵阵黄沙。除开风声以外,别的一点声响也没有,甚至没有任何作战的声音。除漫无边际的沙漠和无边的天空之外,别的也没有什么可以看。
我们花了快要4个小时才赶到苏尔特前线。这条路上没有加油站,但是沿途停了一些油罐车,为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车辆以及苏尔特难民免费提供汽油。
公路上的路障越来越多,都是用沙土与石块堆砌而成,大约高1米,中间仅留一个车身的位置。一些逃亡居民说,这些都是卡扎菲武装设置的,为了阻拦人们离开,射击离城车辆,试图留住居民作“人体盾牌”。
距离苏尔特中心城区2公里处,是一个高架桥涵洞,利比亚执政当局武装在此设置了岗哨,我们不被允许继续前行。“昨天一名英国记者被狙击手击中了这里。”一名士兵指了指自己左胸的位置。
从望远镜内可以看到,城区内黑烟滚滚,直逼天际。在一条海滩道路上,一门口径106毫米的加农炮连续轰击卡扎菲武装阵地,一排迫击炮和一些火箭弹发射器同时支援攻击。空中有明显的压力波,从我们头上颠簸而过。
一个士兵很友好地递过来4盒真空包装的烤鸡,还有一盒糕点。糕点盒上粘附了一张字条,上面是阿拉伯语,笔迹清秀。斯伟说,那是一个女孩写的,她祈祷真主保佑前方勇敢的战士,祝福他们胜利归来。利比亚战争开始后,很多家庭妇女也行动起来,配制食物送往前线,
黄昏。我们吃着烤鸡,坐在桥墩下观察卡扎菲武装的轰炸,星星出来了,唯一的声音是前方传来的沉闷爆炸声。我们开始返回米苏拉塔。
车子开出不到200米,一枚炮弹落在高架桥对面,暗黑色的一团烟柱升起来,然后在澄澈的天空消散,大约20秒钟后,冲击波传到我们这边来了,我可以看见沙漠上扬起的尘土。
司机斯伟一阵慌乱,加速逃离,前面就是路障,他没有踩刹车,车子顶了上去,车身弹起两三米高后,重重落地复又弹起,相机、背包等物件在车厢内滚动,如是几次后,车子熄火,侧停在公路边。车身已经变形,幸好人无大碍。
歇息半小时后,我们继续上路,车子还能发动,只是无法换挡。返回米苏拉塔的途中,哨卡的士兵看到我们的样子,都很惊诧,斯伟诉说了遭遇,他们开始一起咒骂卡扎菲。在战时的利比亚,人们把一切不满都归于卡扎菲。士兵们送上矿泉水和一些水果表示慰问。
昏黄的灯光下,一个男人依偎在集装箱边,拽着长长的软管,在吸阿拉伯水烟。在他身后大约3米处,横搁一枚硕大的炸弹,在月色下闪烁青光,上面用白色油漆写了一行英文:“你们投降,或者我们死亡。”
士兵贾迈勒
战争之前,士兵贾迈勒是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Tasur Reaserch Center的物理学家。南都特派记者郭继江摄
南都特派记者王銮锋 发自拜尼沃利德
战争是一场灾难,必须尽快以任何必要的手段予以制止。52岁的贾迈勒对此深信不疑。
战争之前,他是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Tasur ReaserchCenter的物理学家。9月2日,他从朋友处借来一杆AK47自动步枪,驾驶自己的二手蓝色小车,奔赴前线。
9月24日,在拜尼沃利德前线看到我时,贾迈勒哼唱起“我的祖国是花园”。他曾被卡扎菲政府派至中国留学7年,在杭州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最小的女儿在中国出生,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一开始我并不进展卡扎菲下台”,贾迈勒说,“我只是想要宪法、正义、和更好的未来。但是卡扎菲开始屠杀年青人。之后我就认为他必须下台。”
今年2月份,许多利比亚人一开始也用怀疑的态度看待游行示威,担心国家陷入混乱。但是,卡扎菲的反应———屠杀示威者,指责那些要求民主自由的人是吃了药物或者是“基地”组织的成员———这让他们想起了这个独裁者在19世纪80年代那些最野蛮的日子,于是愤而支持起义。
贾迈勒说:“利比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这是一个梦想。我们现在能做到了。民主和石油,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在利比亚,贾迈勒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每月的薪水只有600第纳尔。战前,从利比亚到中国的双程机票需要2600第纳尔。“我太想念中国了,但是我去不起。”他说,卡扎菲家族攫取了利比亚人民的财富,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卡扎菲夫人拥有20吨黄金。
发生在利比亚的这场革命由牙医和会计师,卡车司机和学者,富人和穷人,上层人士和平民百姓一同发起。战争爆发后,贾迈勒辞去工作,为反对派募捐,一共募得50万第纳尔。
但是每晚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血腥的画面,促使他下了强烈的刻意,插足反对派武装同亲卡扎菲部队战斗。“我试图留在那里,通过组织捐款去抗议。可是,我发现这远远不够:想起这些,我就无法睡觉,也无法工作。”
入伍快要一月,他大部分时间在战地医院帮忙配药。每天都有人死亡,这让他很难受。他说青年人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与进展。
这些人按照他们所属的地区或城市编组成队,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他们的指挥体系却时有时无。“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贾迈勒说。
最近,随着执政当局武装组织系统的不断改善,那种混乱的情况开始减少了。在前沿,执政当局武装战士现在都有了一张包着塑料膜的身份识别卡,上面记着他们姓名、编号、所属部队。
贾迈勒现在已经逐渐进入了工作状态,他说,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他以前从没碰过枪。他是一个大约30人的团队中的成员,这其中的很多人年纪都超过50岁。
他们现在一个营地里,一起住,一起练习,一起祈祷。他们中没人有过军事方面的经验,所以米苏拉塔派有经验的人来练习他们。战士们被分成了几组,最合适的人选被练习成特种部队士兵,其他人在学习如何进行城市作战。
这个营地里的成员必须通过一些测验,例如拆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再把它装好。接着,他们拿起了步枪,开始进行瞄准练习。他们站在山头,朝着对面那些石块、罐子、木头等临时靶子射击。只有一个人射中了目标,但他们仍然欢呼着。这说明拿起枪容易,射中目标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在士兵当中,他们可算得上是老头了。他们想要澄清,进行革命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和宗教任务,只是为了保护家庭,赶走卡扎菲。
“我们只是平民,我们只是要把他赶出去,我们的目的也仅限于此。赶走卡扎菲之后我会扔掉我的枪。”贾迈勒说。他在等待着完成任务的机会。
他给我画了一幅城区地图,标注出那些狙击手可能藏身的危险场所,并再三告诫我,不要一人单独进入城区。我表示感谢,并祝他好运,邀请他战后来中国做客。
贾迈勒朝后仰头大笑起来,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个场景。两天后,我再去前线,执政当局武装阵地已经向前推移了20公里。他已经不可寻。
卡扎菲的“遗产”
米苏拉塔街头,被施“绞刑”的卡扎菲塑像。卡扎菲时代过去后,其遗产如何处理成当务之急。南都特派记者郭继江摄
在班加西街头,一名妇女从画有卡扎菲的涂鸦前走过。 南都特派记者吴峻松摄
细节
卡扎菲的“遗产”,最容易处置的应该就是类似K atiba那样的实体建筑,让人担心的,是流落民间的枪支弹药,复杂而微妙的,则是旧的官僚体制及人事关系。在由旧向新过渡时,矛盾时常显露于细节中。
南都特派 记者张东锋 发自班加西
“那艘船以前是卡扎菲儿子的,现在被用来运送石油支援前线”。9月26日,班加西港一艘苏联制造的老式军舰上,该舰的工程人员穆夫塔赫指着不远处停在港内的一艘油轮说。
提起卡扎菲,利比亚人总说“卡扎菲家族拿走了一切,却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层面———物质、精神乃至人事关系,推行了42年“强者统治”的卡扎菲都留下了烙印。
班加西也不例外。对于这个正在恢复中的城市,如何处理卡扎菲留下的遗产,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基础设施这样的物质财富,或许可以为新政权沿用,但其他层面潜在的矛盾将依然存在。
Katiba
“直到基地被攻破,一些班加西人才知道它”。9月27日,在一处地下监狱的门口,K atiba的保安人员埃尼斯介绍说。在阿拉伯语中,K atiba有军营之意。这个位于班加西城西的建筑群,过去是卡扎菲安全部队的一处基地,地下监狱就在基地内部。
2月20日晚上,此前连续以砖头、石块对抗持枪守卫的反抗民众,靠着自杀式袭击和突然倒戈的尤尼斯部队的武器支援,成功掌控了这座卡扎菲在班加西的最后堡垒。
K atiba被攻陷,人们终有机会一睹这个神秘国家机器的全貌。卡扎菲时代,整个基地都在密不透风的看护之下。埃尼斯指着北面一栋可以俯瞰基地的居民楼说,“注意到了它这一面没有窗户么?”据说,那就是卡扎菲要求的,目的是防止住户窥探基地。整个基地约有上万平方米。据介绍,卡扎菲1969年掌权后,陆续修建了阅兵台、弹药库、营房、军官楼、高级将军别墅和一座卡扎菲的“行宫”等。
反抗者攻入后拿走了弹药,疯狂的人们将建筑里的设施和剩下的物品付之一炬。
一些残迹还是可供解读的。比如,士兵的营房和低级军官的楼房都是普通的楼梯,而高级将军的别墅则是旋梯,还有迷你泳池;卡扎菲的“行宫”坐落在基地的东北角,最靠里面,内部复杂的房间格局、坚固的地板砖和全套的中央空调系统,显示了房子的主人与普通士兵不一样的生活。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地下监狱———卡扎菲用来对付异己分子的野蛮国家机器的分支。其实,这次革命就源于人们抗议一位叫法希·德比尔的律师被当局逮捕,此人正是耸人听闻的1996年的黎波里萨利姆监狱大屠杀受害家属的代理律师。
埃尼斯说,甚至到革命爆发时,K atiba的地下监狱都一直在用。半岛电视台也曾在一篇报道中提到,2月20日那天,一位名叫塔瓦赫·埃姆朗的30岁工程师就在冲突中被安全部队拖进基地,然后投入监狱,直到后来被义军救出。
地牢周围有些深沟和大坑,那是后来人们为了寻找其他地下建筑和死难者遗体挖的。同在9月27日,全国过渡委员会对外宣布在的黎波里发现一个多达1270具尸体的乱葬坑,并认为很可能就是萨利姆监狱大屠杀的遇害者。
据说在K atiba这座监狱周围的挖掘,并无特别的发现。尽管如此,走进这些深藏在地下两三米深的空荡荡的水泥建筑,依旧让人恐惧:里面一片漆黑,阳光和空气从五个不足1平方米的铁窗和一个通风天井中吝啬地透进来,名副其实的暗无天日。
监狱的地上部分被厚厚的土堆覆盖,加上掩饰的植物,如果不是高高竖起的岗楼,普通人不易察觉。
正是靠着这些粗暴的国家机器,卡扎菲维持了42年的独断统治。纵然这些建筑造得很坚固,但一朝崩溃却是出人意料地快。“有人说卡扎菲建这个基地本来想着能够抵御一年的攻击,没想到四天就完蛋了。”埃尼斯说。
面对这块已经归属新政权的巨大物质遗产,埃尼斯表示,进展能有外国的公司投资建设,让它服务于利比亚人民。他自我介绍的正式工作,是一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便利服务的国有单位员工。
类似的旧政权遗留机构,要么还处在关闭中,要么已被当局征用,更多的则尚待开发。采访当天,在卡扎菲的“行宫”门口,记者就碰到了一位班加西的石油公司老板和一位德国企业家,他们称是来参观的。
控制体系
除了物质,卡扎菲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尤其是教育。
9月29日上午,记者在加西尤尼斯大学碰到了数十名抗议的学生。他们聚在主楼下,或手拿标语牌,或拉着横幅,其中有不少女生,不时在手持话筒的主持人带领下喊口号。“在过去几周里,大家每天都在这里集会抗议。”哈利德·哈米斯介绍说,学生们抗议的主要诉求是要求新政府开除卡扎菲时代的学校领导。
这位19岁的英语专业新生手里,拿着一块写着“不要忽视我们的要求,不要忽视学生的权利”的标语牌,“本来学校通知说下周开始上课,但我们会继续坚持,直到要求得到满足”。
“卡扎菲时代,学校领导的任命并不是看能力,而是看是不是卡扎菲的人”。支持学生抗议的化学教授赛义埃·阿塔什说,“相信我,卡扎菲上台后破坏了这个国家的一切,最重要的就是教育”。
他说,卡扎菲上台后就开始了对教育系统的控制和改造。以他所在的加西尤尼斯大学为例,由他直接领导的委员会选择校长,再由校长选择各个院长,然后是教师,一路下来构建起一套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
班加西女子学校的一位名叫阿黛·艾玛米的教师也曾表示,卡扎菲执政期间,重忠诚而非业务,“一些人来自革命委员会,一些人是卡扎菲的亲戚”,还有一些教师时常被无故解雇。
课程设置方面,每个学生一入学都要先学卡扎菲思想。“大学第一年先教‘绿皮书’,目的是清理这些新生的思想,让大家相信卡扎菲。”阿塔什教授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1976-1979年陆续推出的三册本“绿宝书”,宣称集中卡扎菲在民主、政治、经济方面的“世界第三理论”。此前有媒体报道披露,利比亚学生每周必须拿出两小时研读“绿皮书”。
除此之外,卡扎菲还会搞出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规定,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起,由于害怕政权被推翻,卡扎菲一度禁止利比亚人学习外语。连A l-Jalaa医院的行政人员菲迪亚在与记者沟通时都抱怨说,自己英语不太好,“都怪卡扎菲”。
除人事控制和思想灌输之外,还有更残忍的恫吓。阿塔什教授说,卡扎菲至少在这所大学两次公开执行绞刑,以对付学生中的异见分子。一次是1976年,一次是1984年。他的手机里还保存着据说是当时现场记录的视频。阿塔什教授从1981起在这所大学读本科,恰好见证了第二次行刑:“行刑的地点在操场上,所有人则坐在礼堂里观看电视直播”,“大家都聚在礼堂里,门被关起来”,“一些女生当时就吓倒在地”。(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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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表示,一位女教工为了确保那名异见学生被绞死,甚至抱住后者的尸体往下拉,但就是这样一位残忍的教工,后来竟然官路亨通,一路升至部长。“还有现在的校长,2月15日还曾下令逮捕抗议的学生,为什么这样的人还能稳坐在那里?”这也正是学生们抗议的理由。
相比之下,一些中小学已开始发生变化。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9月初宣布的复课,在班加西业已实施。学校暂时还在沿用旧教科书,但教学计划有所改变,教育部门已制定全新教学计划,增设外语课程,招募专业教师,力图消除卡扎菲执政几十年间对教育施加的负面影响。
当局教育官员苏莱曼·萨赫利也表示,那些用来神化卡扎菲的绿皮书内容,今后将不会再列入课程。
新旧之争
卡扎菲的“遗产”,最容易处置的应该就是类似K atiba那样的实体建筑,让人担心的,是流落民间的枪支弹药,复杂而微妙的,则是旧的官僚体制及人事关系。在由旧向新过渡时,矛盾时常显露于细节中。
采访期间,记者不止一次碰到类似加西尤尼斯大学学生那样要求更换旧官僚的“基层反抗”。比如9月27日中午,记者就在解放广场附近遇到另一批游行示威者———来自当地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和工作人员。
一位名叫贾玛尔的飞行员对南都记者表示,示威的目的是要求更换公司的管理层,因为在2月17日到3月19日期间,一些管理层的负责人曾允许至少数十个航班,运送卡扎菲的军队至班加西参与镇压民众,“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人”。
相比于尚未完全恢复的机场,在另外一些公共部门,如医院,新旧交接的矛盾所引发的问题更加现实。
A l-Jalaa医院的麻醉科医生伊赛姆·本·诺尔介绍,普通医护人员与旧有管理层的矛盾,一度是困扰这家医院的“一个大问题”,有时甚至到了影响对伤员救治的地步。A l-Jalaa是班加西以外科见长的医院,攻打苏尔特的东部前线伤员转运至后方救治的第一站,就设在这里。
尽管全国过渡委员会曾呼吁和解,但或许由于前方战事仍未完结,对于如何处理后方卡扎菲政权遗留下来的官僚机构,至今尚无明确的指示。
一些部门只能自主决定。诺尔医生表示,由于医护人员抗议,他们在两个月前就更换了医院主管。加西尤尼斯大学另一位教工也称,不久前他们已更换校名,新的校名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叫班加西大学。
不过,更深层次的争议依然无法回避:在一些基层雇员看来,很多管理层甚至“手上沾着血”,需要清算;而后者则会反驳说,他们是在那个特殊时代下被迫所为。实际上,按照一些报道的说法,即使在全国过渡委员会内部,一些从卡扎菲政权倒戈过来的官员也不能得到一些同事百分之百的信任。
那么,对于这些旧政权下的个体是否应该,抑或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得到谅解?
当共同的敌人被打倒后,这样矛盾在未来可能会更突出,处理起来比加西尤尼斯大学改名字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