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东少将 

一，将军简介

   张震东(1907-1984)原名张福前、张福全。安徽六安人，1927年参加农民暴动。1928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曾任黄安独立团班长，黄安独立师连长。1932年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营长。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奉命留在原地坚持斗争。任重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副团长。1933年任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副师长。曾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五团团长。1934年11月随军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任陕北补充师师长，同年12月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参加了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鄂豫皖地区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副参谋长、抗日挺进支队参谋长、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皖支队参谋长，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参谋长，第一师兼苏中军区参谋处处长，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参加了郭村保卫战和黄桥决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苏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师长，苏北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员。1949年2月任苏北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宣家堡、李堡、丁堰、如皋公路伏击战、鲁南、枣庄、莱芜、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苏北军区司令员、安徽省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4年4月15日因病在南京逝世，终年77岁。

二，战斗岁月

    农民运动中的先锋

张震东将军，原名张福前，1907年出生在六安县（今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横大路乡一个赤贫家庭，幼年随母亲讨饭，童年给地主放牛，终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涯。 张震东家乡独山镇是中共六安县党组织发导农民运动的中心区域。1926年张震东即参加农民协会，并任村农协会主席，积极发导农协会员开展向地主豪绅实行减租减息斗争。

1926年秋，北伐军经过六安，为了支持农民协会向反动势力作斗争，打击敢于对抗农民协会活动的地方反动武装，帮助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张震东被推举担任大路乡自卫军分队长，全分队60人，有8支火枪。

1928年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为了组织农民武装暴动，派张震东到湖北黄麻起义的黄安县学习，张在黄安参加了红军，次年夏回到家乡。这时独山地区农民运动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抗租抗捐、抗税、抗 丁、抗债（简称“五抗”）。同年冬、六安、霍山地区农民武装起义（史称“六霍起义”）获得全胜，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张震东率发的农民赤卫军一部被编为一O一团，张震东任中队长。也就在这年10月，张震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红军长征中的勇士

在第二次反“围剿”的双桥镇战役中，任红军三十四团排长的张震东率全排战士强护镇河。追击敌逃兵，缴步枪10支，轻机枪1挺，受到军师部通报嘉奖。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时任三十四团连长的张震东负责小陈庄一线，率全边迅速攻下小陈庄，俘敌100多人，缴枪60多支。上午8时，战役全面胜利，敌人3万多人，一部分被歼，大部分被俘，创下了中国红军史上的空前大胜利。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离开了大别山，时任红二十五军营长的张震东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在攻打杨泗寨的战斗中，张震东率全营，与敌激战一昼夜，终将敌击溃，歼敌1个营和1个机枪连，受到徐海东军长的表场，并被提升为二二四团副团长。

1933年，中共皖西道委为了建立地方武装，在红二十五军的帮助下，成立了红八十二师，张震东被任命为副师长。在长岭关战役中，以声东击西战术，以1个连攻打关西敌据点，引诱守关敌人1个营下山增援，张震东率1个团迅速从东侧攀绝壁登山，直捣敌团部，歼敌400多人，缴长短枪300多支、机枪2挺、子弹万余发。

在袁家沟口、荆紫关战斗中，张震东均立有战功，特别是在袁家沟口歼灭敌警备旅的战斗中，张震东率发的第三营生俘敌600我人，缴获各种枪支400多支，子弹万余发。

抗日战争中的骁将

1937年8月，张震东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调往江西，任新四军江西抗日支队副支队长。1938年1月调任新四军一支队二团副参谋长，并随陈毅由皖南远征苏南丹阳抗日前线。 拂晓，张震东率队冲入敌营，激战两小时，日军40余人被俘，余部大部被歼。此战，为新四军出征苏南打开了局面，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创造了抗战以来歼敌1个大队的战绩。

1938年5月，张震东受命到管文蔚所发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支队任参谋长。次年4月，该部改编为新四军抗日纵队，下辖4个支队，张震东任纵队参谋长兼任一队司令员。

1939年9月，张震东奉命率部渡江北上苏北，并入陶勇发导的新四军苏皖支队，任支队参谋长。

指挥部第三纵队

1940年7月，苏皖支队改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陶勇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东任参谋长，奉命率部东进抗日。9月，韩德勤兵分2路向黄桥进犯。三纵队主动攻打苏北重镇姜堰。激战中，张震东率部冲入顽军指挥部，全歼保安第九旅2000余人。10月，韩德勤部向黄桥发起猛烈进攻。面对数倍于已的敌人，张震东和陶勇司令员率部和顽军展开殊死搏斗，激战一昼夜，打退顽军多次进攻。经全纵队的奋力抗击，打退了顽军，取得了保卫黄桥战斗的胜利，歼灭顽军6000余人。

1941年6月，第三纵队改为新四军第二师第三旅。6月，三旅兼管苏中第四军分区，陶勇任旅长兼司令员，张震东任参谋长。

1943年4月，日军调集第六十一师团，计1.5万多人分多路对苏中第四军分区进行全面“清乡”；运来500余万根木材，在南通抗日根据地边缘，筑起300余里的封锁篱笆，企图把苏中第四军分区抗日武装聚歼于“清乡”圈内。陶勇、张震东采取内线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战法，指挥分区部分进行反“清乡”斗争，经历大小战斗42次，拔除伪军据点7处，拆毁封锁篱笆百余处，歼灭日军2400余人，争取伪军反正1700余人，赢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1944年3月，张震东任苏中四分区司令员。他根据新四军一师指示，组织七团采取“远程奔袭、多路猛插、先歼伪军、再歼日寇”的战法，袭击车桥镇，歼日伪军100多人。6月26日，张震东又组织特务团攻克日伪重要据点南坎镇，全歼日寇1个小队和伪军1个连。此战受到新四军第一师首长通令嘉奖。

    解放战争中的优秀指挥员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张震东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在著名的“七战七捷”中，第一旅于7月13日参加宣家堡战斗，协同第六师第三旅，全歼守敌3000余人。7月18日，参加保卫如皋战斗，歼敌第二十六旅2300余人。8月3日，参加李堡战斗，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2500余人。 在李堡战斗中，张震东创造性地开展了火线立功运动，激发干部、战士杀敌立功。后来这一运动被华东军区列为政治工作三把钥匙之一，在全军广泛推广。8月22日，张震东率一旅参加丁堰战斗，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交警部队大部。8月26日，参加如皋公路伏击战，协同第六师歼灭国民党军第九十九旅，俘少将旅长刘国光以下1490人。12月，张震东所部奉命北上山东。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克服供给不足困难，兼程北上参加鲁南战役，与敌第一快速纵队相遇。敌第一快速纵队曾在印度开办的“中国训练队”受训过，装备有美式中型坦克50余辆，由蒋纬国亲自指挥，自称是所向无敌的机械化精锐部队。张震东召开“诸葛亮军事会”，寻求破敌坦克的办法，采取沟堵、火烧等战法，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全歼快速纵队3万余人，仅第一旅即俘敌2700余人，缴获坦克7辆以及大批汽车、山炮、野炮装备。部队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对敌坦克作战的经验。

    枣庄战役

1947年元月，张震东奉命参加了枣庄战役，他率部攻入守敌指挥部，逼敌中将师长周毓英所属部队缴械，俘敌3700余人。枣庄战役后，第一旅改为华东野战军第十师，张震东任师长。1947年2月10日，张震东参加莱芜战役，协同兄弟部队激战3昼夜，全歼李佩洲集团7个师，仅十师就俘敌1.3万余人。

1948年7月，学习结束后，张震东谢绝了苏中军区参谋长的安排，到该军区第九分区任司令员。不久，为配合淮海战役，军区6个地方团队组成长江纵队，张震东任纵队司令员。他率发长江纵队，首战攻克姜家堰，全歼守敌1200余人，有力地策应了淮南战役。

接着，张震东采取了“围城打援”的战术，二战黄（桥）泰（兴）路，于黄泰公路打伏击，歼灭增援黄桥之敌二三O师师部及2个团3000余人，其中生俘敌少将副师长苏桂卿以下2900余人，并缴获山炮2门及许多轻武器。

这次战斗，苏中军区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空前的胜利。不久，苏北军区成立，张震东调任苏北军区司令员。此后张震东率部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直到全国解放。

    遭诬陷迫害

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张震东遭诬陷迫害。1954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

1955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张震东积极参加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襟怀坦白、顾全大局，无论是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还是在个人受到委屈的时候，从不动摇革命信念，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坚强的党性。

    正兵团级待遇

1980年，张震东恢复正军职待遇：1981年，组织上对其在“三反”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予以平反；1983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张震东享受正兵团级待遇。

1984年4月15日，张震东因病在南京逝世。

三，将军生平

 张震东（1907～1984），原名张福全。六安县独山镇人。家庭贫寒，童年 年秋，北伐军经过六安，为了支持农民协会向反动势力作斗争，打击敢于对抗农民协会活动的地方反动武装，帮助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自卫军，张震东被推举担任大路乡自卫军分队长，全分队60人，有8支火枪。 　　

1928年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为了组织 武装暴动，派张震东到 黄麻起义的黄安县学习，张在黄安参加了红军，次年夏回到家乡。这时独山地区农民运动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抗租抗捐、抗税、抗 丁、抗债（简称“五抗”）。同年冬、六安、霍山地区农民武装起义（史称“六霍起义”）获得全胜，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张震东率发的农民赤卫军一部被编为一O一团，张震东任中队长。也就在这年10月，张震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其作战勇敢，陆续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民国19 年秋，红军第二十八军为打通与外界联系，决定将攻打大马店的战斗任务交给张震东营。大马店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1 个团，他不畏强敌，在战前动员会上说：“我是营长，你们要是看见我怕死，不敢冲，就枪毙我，谁见谁枪毙。同样，我要是看见谁装孬种，我就枪毙谁。”入夜，他拎着一把大刀，率队摸入敌阵，杀得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一举攻下大马店。战后提升为红军第二 一团团长。民国22 年7 月，升任红军第八十二师副师长。民国23 年4 月，红军第二十八军与第二十五军合编为第二十五军，改任第二二五团团长。

    民国23 年10 月，张震东率部参加长征，部队行至许昌、南阳间的独树镇，为国民党军所阻。独树镇是豫中平原的大镇，国民党军纠集4 个师兵力，布下5 道防线，企图在此堵歼红军第二十五军。根据军部决定，张震东团担任开路的主攻任务。他按照军首长布置，连破4 道防线，在向最后一道防线冲剌时，他手提大刀，率队猛扑上去，杀得国民党军四处逃窜，为全军杀开了一条血路。战斗将取得胜利时，他的腿部被炮弹炸伤。民国24 年春，红军第二十五军刚到陕南建立革命根据地不久，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和3个警备旅逼来，妄图将红军第二十五军覆灭在立足未稳之中。张震东根据军部指示，率部配合手枪团攻下紫荆关。接着，以“牵牛鼻子，杀回马枪”战法，覆灭了警备第一旅。而后，又采取“诱敌深入”战法，在袁家沟全歼警备第二旅，狠刹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9 月，红军第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张震东调任陕北红军补充师师长，后调往延安红军大学学习。

    民国26 年冬，张震东从延安红军大学毕业后，和200 多名红军干部调往江西，在陈毅发导下，参加新四军创建工作。新四军成立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副参谋长。民国27 年5 月，他与王必成率第二团随陈毅由皖南北上丹阳抗日，但大茅山住着1 个日军大队，挡住去路。在陈毅的指挥下，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突袭手段，将日军住的土围子团团包围，“瓮中捉鳖”。拂晓，张震东率队冲入敌营，抡起大刀，连砍几个日军。激战2 小时，将1 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大队全部歼灭，生擒40 余人。民国28 年4 月，调任新四军抗日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在丹阳皮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一天拂晓，日军集中300 余人从镇江扑来。他立即指挥部队对日军形成三面包抄之势，予以迎击。日军因三面受击，慌了手脚。他手提大刀，带头跃出战壕，杀向敌群，全支队将士像猛虎下山，冲入敌阵。日军丢盔弃甲，仓皇退逃，仅丢下来的尸体就有20 余具。后又在前巷击退了日军报复性的进攻，在石桥击退了日军的偷袭。9 月，他率第一支队渡过长江，进入苏北，并入陶勇发导的新四军苏皖支队，任苏皖支队参谋长。

民国29 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下，国民党军顽固派（简称顽军）的反共活动日益加剧。5 月，叶飞发导的新四军挺进纵队西援半塔返回江都防区时，民国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制造磨擦，煽动李明扬、李长江等，纠集13 个团兵力，向挺进纵队驻地郭村发起进攻，企图将其围歼。张震东与陶勇根据陈毅指示，率苏皖支队驰援，与叶飞挺进纵队密切协同，多次击退顽军的进攻，激战4 昼夜，终于将李明扬、李长江部击败。仅苏皖支队就歼灭顽军3 个团兵力，生擒顽军第四纵队司令陈中柱。民国29 年7 月，苏皖支队改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第三纵队，陶勇继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东继任参谋长，奉命率所部东进抗日。刚过泰州，韩德勤即遣税警团、保安第四旅，从南北两面追杀而来，形成夹击之势。他协助陶勇，采取“先对付弱的，再打强的”战法，全歼保安第四旅2 个团、税警团1 个营，并乘胜攻克黄桥。韩德勤虽屡遭挫折，但不甘心失败。9 月，又兵分2 路向黄桥进犯。根据苏北指挥部主动回击的指示，他协助陶勇，配合第二纵队，主动攻打苏北重镇姜堰。激战中，张震东率队冲入顽军指挥部，全歼保安第九旅2000 余人，少将旅长张少华化装逃走。10 月，正当苏北有名绅士和实力派呼吁韩德勤要把枪口对准日军，再与新四军打下去“没有好果子吃”时，蒋介石又严令韩德勤不停止地向苏北新四军进攻，并督促李品仙、顾祝同在皖南、皖北积极策应。韩德勤横下一条心，调集10 万大军，兵分3 路，再次向黄桥发起进攻，企图把苏北新四军“赶到长江喝水”。保卫黄桥战斗中，陈毅把坚守黄桥的战斗任务交给第三纵队。张震东协助陶勇将防御力量布置妥当后，自率第八团担任正面防御任务。10 月4 日，韩德勤麾部向黄桥发起猛烈进攻。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张震东毫不畏惧，挥着大刀，率部和顽军展开殊死搏斗，激战7 昼夜，打退顽军多次进攻。在全纵队的奋力抵抗下，取得了保卫黄桥战斗的胜利，歼灭顽军6000 余人。

    民国29 年11 月，新四军第三纵队从海安东进如皋，进驻掘港，把抗日烽火烧到上海对岸。民国30 年6 月，第三纵队改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兼苏中第四军分区，陶勇继任旅长兼司令员，张震东继任参谋长。民国32 年4 月，日军调集第六十一师团计6000 余人，伪军第三十二、第三十四师和第二十二师2 个团计1．5 万人，兵分多路，对苏中第四军分区进行全面“清乡”。并运来500 余万根木材，在南通抗日民主根据地边缘，筑起300 余里的封锁篱笆，企图把苏中第四军分区抗日武装聚歼在“清乡”圈内，以消除肘腋之患。张震东与陶勇采取内线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战法，指挥全区部队进行反“清乡”重要战斗42 次，拔除日伪军据点7 处，拆毁封锁篱笆百余处，歼灭日伪军2400 余人，争取伪军反正1700 余人。经过9 个月苦战。取得了反“清乡”的胜利。

    民国35 年5 月，为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华中野战军进行整编，张震东调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在著名的“七战七捷”中，第一旅作为师的主力，参加了5 次战斗。7 月13 日，参加宣家堡战斗，协同第六师第三旅，全歼守敌3000 余人。7 月18 日，参加保卫如皋战斗，全歼敌军第二十六旅2300 余人。8 月3 日，参加李堡战斗，协同兄弟部队，歼国民党军2500 余人。在李堡战斗中，创造性地开展了“火线立功”运动。后来这一运动被华东军区列为政治工作三把钥匙之一，在全军广泛推广。8 月22 日，参加丁堰战斗，协同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军交警总队大部。8 月26 日，参加如黄公路伏击战，协同第六师歼灭国民党军第九十九旅，俘少将旅长刘国光以下1490 人。

    民国35 年12 月，张震东所部奉命北上山东，参加鲁南战役。他召开“诸葛亮军事会”，发动将士献计献策，与蒋纬国亲自指挥的第一快速纵队进行血战。配合兄弟部队，全歼快速纵队3 万余人，仅其第一旅即俘敌2700 余人。民国26 年1 月，奉命参加枣庄战斗，他率部攻入国民党军指挥部，逼中将师长周毓英下令所属仍在顽抗的部队缴械，俘敌3700 余人。枣庄战斗后，第一旅改为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张震东继任师长。民国36 年2 月10 日，参加莱芜战役，编入东突击团。他协同兄弟部队激战3 昼夜，全歼李仙洲集团7 个师，仅其所部俘敌1300 余人。民国37 年9 月，调至苏中军区工作，至第九军分区任司令员。不久，苏中军区决定，将6 个地方团组成长江纵队，任命张震东为司令员。为配合淮海战役，他率部首先歼灭姜家堰国民党军1200 余人。后又在黄泰公路上，歼灭国民党军第二三 师，共3000 余人。民国38 年春，调任苏北军区司令员，参加渡江战役。

全国解放后，在1952 年的“三反”运动中，张震东遭诬告陷害。1954 年，调任安徽军区副司令员，他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1955 年，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0 年，恢复正军职待遇。1981 年，对其在“三反”运动中蒙爱不白之冤予以平反。1978 年5 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 年，经中央军委批准，享受正兵团级待遇。1984 年因病在南京逝世。

四，新四军挺进纵队

1937年10月，中共党员管文蔚在家乡丹阳县组织倪山自卫团，随后又帮助周围各乡组织自卫团，建立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辖丹阳、镇江、武进、扬中4县80多个乡的自卫武装，共3000多人。1938年7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约见管文蔚，又派第1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前去视察，授予丹阳游击纵队的番号，管文蔚任司令员，韦永义任政治处主任。9月，改番号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对外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参谋长张震东，政治部主任郭猛(后龙树林)。所属部队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张震东(兼)，第2支队司令员方钧，第3支队司令员韦永义，第4支队司令员梅嘉生。新四军军部和第1支队先后派张震东、郭猛、魏天禄、贺敏学、龙树林、陈时夫、吉洛(姬嘲飞)等到挺进纵队工作。部队经过整训，军政素质大为提高，成为开辟丹北地区的主力。

1939年10月，江抗主力西撤扬中，与挺进纵队合编，执行发展江北的任务。合编后的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副司令员叶飞(化名聂扬)，参谋长张开荆，政治部主任陈时夫，副主任陈同生。辖4个团，共3600余人。第1团由江抗第2路改称，团长乔信明，政治委员刘先胜。第2团由江抗第3路改称，团长徐绪奎，政治委员何克希。第3团由挺进纵队第1、第4支队合编，团长梅嘉生。第4团由挺进纵队第2、第3支队合编，团长韦永义(后邱玉权)。合编后，第2团留在江南丹北、茅山一带坚持抗日斗争，其余部队北渡长江，开展泰州、扬州地区的抗日斗争。12月，张藩任挺进纵队参谋长。1940年2月，吉洛(姬鹏屯)任政治部主任，同月，第3团两个营由梅嘉生、张震东率发，西进天长、六合、仪征地区，与苏皖支队合编。

6月，在苏皖支队的支援下，取得郭村保卫战的胜利，为东进黄桥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挺进纵队改编为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

五，黄桥战役中的三道“数学题”

陈赋斌

    在1940年的黄桥战役这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中，作为前线总指挥，粟裕是怎样带发新四军赢得胜利的呢？“打仗就是数学”——一向善于险中求胜的他用这句话诠释了黄桥战役的胜利秘诀。在这场战役中，粟裕一连做好了三道“数学题”。

　　战前：7000余人＞余人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部进军苏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于8月进驻黄桥（今江苏泰兴东）。国民党顽固派担忧新四军壮大，妄图趁陈粟部立足未稳之际予以覆灭，命在苏北的“反共专家”韩德勤（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接续制造与新四军的摩擦，并于9月进逼黄桥。韩德勤将所属精锐倾巢出动，并在动员令中叫嚣“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喝水！”

　　9月30日，韩顽军向黄桥出击，行动甚为隐秘。新四军未实时发现，第二天才获知韩顽进攻的消息。黄桥的防御工事十分简陋，加紧布置势必造成部队极度疲劳。更严重的是，新四军兵力不到对方的1/4，处于绝对劣势。但黄桥之战关系到新四军能否在苏北立足，被逼到墙角，只能打不能退。陈毅坐镇黄桥西北5公里的严徐庄统揽全局，粟裕在黄桥前线负责战场指挥。此战成败难料，连陈毅也没有取胜的把握。据粟裕回忆：陈毅同志有一挑珍贵的书籍文稿，从皖南挑到茅山，又从江南挑到苏北，从来不肯丢开，可这时也从铁皮箱里拿出来埋入地下，显然是做了“破釜沉舟”的打算。

　　表面上看，韩顽余人，新四军7000余人，兵力悬殊。不过，粟裕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另一面，做起了第一道数学题，得出了7000余人＞余人的结论：韩顽尽管有余人之多，但兵分三路进攻，兵力分散，直接投入进攻黄桥的实际只有中路韩顽第89军和独立六旅余人。这样一来，新四军的压力在无形中就减轻了一半。粟裕还看到，韩顽师出无名，冒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之大不韪，其官兵情绪低落；新四军则是正当防卫，事关生存，群情激昂，战斗精神倍增，再加上群众支持，对韩顽可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法。如此，韩顽兵力优势又被抵消一半，我军胜算就大了。下定决心后，粟裕立即进行了精心布置。

　　10月4日凌晨4时，韩顽第89军33师（共4个团）在黄桥东门发起猛烈进攻。该顽军初战即投入3个团，且来势凶猛，不但突破了新四军前哨部队的防御，其一部还攻入了东门，几乎就要拿下黄桥。千钧一发之际，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和参谋长张震东把上衣一脱，挥动马刀，带发部队硬是将韩顽赶出东门，然后架起机关枪，死死顶住，使其难越雷池一步。

　　战中：3000余人×1.5米≈四五公里

　　黄桥激战时，韩顽后续梯队也向黄桥推进，企图增援第33师。4日16时，粟裕登上黄桥镇北门的土城观望，发现韩顽第6旅成一路纵队正向黄桥开来。他迅速做起了第二道数学题：“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1.5米，全部3000余人的队形将是长达四五公里的一路长蛇阵。从黄桥到高桥约7.5公里，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2.5公里时，后尾必然已过高桥，也就是说敌人已经全部进入了新四军的设伏地区。”

　　粟裕见“肉馅”已全部包进“饺子皮”，遂令叶飞立即发动进攻，速歼韩顽第6旅。叶飞遵照粟裕指示，采取“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将该顽军截成数段，歼其大部，迫使其旅长翁达绝望自杀，打开了局面，扭转了黄桥战役的不利态势。

　　同日24时，王必成率第二纵队进占分界，断绝了韩顽第33师退路，并与陶勇的第三纵队前后夹攻，迅速全歼该师，还活捉了其师长孙启人。接着，王必成部与陶勇部兵锋北指，与叶飞部合力围攻韩顽第89军军部。韩顽见势不妙，渡河逃窜，连军长李守维也在混乱中落水淹死。

　　至6日晨，进攻黄桥的主力韩顽第89军军部被彻底歼灭。为痛打落水狗，粟裕下令乘胜追击，进占海安和东台等地。

　　战后：5天100公里＜1天90公里

　　黄桥一役，新四军以不到1000人的代价，歼韩顽1.1万余人，其第89军中将军长李守维、独立第6旅中将旅长翁达和团长数人毙命，第33师师长孙启人、第99旅旅长苗瑞林、第117师参谋长等师、旅、团级军官10余名及下级军官600名被俘。国民党军遭到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失败，蒋介石哀叹：“诚吾人之奇耻大辱。”

　　黄桥决战胜利后，陈毅满心喜悦地赋诗一首：“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粟裕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而是清醒地看到了部队在这次战役中暴露的不足。10月10日，他在战役总结大会上做起了第三道数学题：“过去一天一夜走90公里还打仗，而我们从黄桥到东台近100公里路追了5天……”也就是说，新四军克服疲劳、连续作战的能力没能充分发挥出来。

　　战前，沉着冷静，在不利条件下看到有益因素；战中，精确计算，正确指挥部队运动歼敌；战后，保持清醒，在光辉胜利中细察缺点不足。这就是常胜将军粟裕的非凡之处。

六，掘港保卫战

    1940年12月26日傍晚，国民党游击第六纵队司令徐承德纠部向驻掘港新四军留守部队发起进攻，其时，陶勇司令奉调率三纵七团西进海安、兴化配合曹甸战役。掘港只留下三纵两个团，由纵队参谋长张震东留守指挥。瞭望战士从丁家棚范堤北侧高墩上的烧香炉即可看到敌人在掘港外侧移动，而我军亦按预定布置纷纷进入阵地。

　　27日凌晨，顽敌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以坟包为依托，以密集的火力从正面向我丁家棚一带猛攻。两阵既合，双方火力俱猛，战况殊烈，浓烟蔽日，大地震颤。我战士临危不惧，越战越勇，每当顽敌冲锋逼近堤岸时，即以密集火力配以手榴弹，将攻敌炸得血肉横飞。两次进攻被打退后，敌人停止了冲锋，按兵不动，战场一片死寂。

　　27日中午，陈毅、粟裕致电张震东，命令“一定要坚守掘港”，“要用黄桥决战的经验，坚守黄桥的决心，要靠黄桥的军民鱼水情，在保卫掘港的战斗中再现胜利”。

　　掘港镇各界人民在中共南通中心县委和掘港中心区委发导下，纷纷组织起来，支援和配合战斗。各抗日组织成员和老百姓冒着枪林弹雨，将茶水、食品送上堤岸，将武器弹药运到前沿阵地，还送医送药，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掘港保卫战坚持了三天三夜，敌人轮番进攻，死伤枕籍而未得寸土。

　　掘港保卫战是新四军进驻通、如、海、启后的第一仗，也是扬我军威的一仗。此役不仅是军事上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也是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胜利。

七，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

在山东省临沂市华东烈士陵园内，有一座高8.8米，呈巨轮形全石结构的陵墓，墓碑上镌刻着陈毅的题词："献身革命勋劳永存，服务人民无限忠诚"。这里面安葬的就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润物细无声的原新四军第一师政委、军政党委第一书记，苏中军区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刘炎烈士。
    （一)、耕读少年
     刘炎原名刘安焕，又名刘炳生，刘本初，1904年11月28日（旧历癸卯年腊月20日）诞生于湖南省桃源县北区孔水坡乡刘村下庙湾。这个地区位于湘西沅江流域，船舶往返，溪河交流，山清水秀。相传陶渊明描绘的桃花源就是指的这一片地方。
     刘炎的父亲刘国光是个忠厚、正直、勤劳的种田人；母亲郭氏是俭朴持家的农村妇女。生有一女四男，刘炎是长子。七岁时入私塾就读。正当他读兴正浓的时候，由于父亲生病，家庭经济困难，不得已中途辍学，在家放牛。在放牛的这二、三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向往有朝一日再继续上学。
     1915年刘炎所渴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当他11岁的时候，又到他外祖父家继续读书，他深知这一机会来之不易，而且不知何时又可能中断，所以更加苦学勤写，成绩优良，受到外祖父的好评和同学的称赞。可惜，好景不长，14岁的时候，父亲的病更减轻了，欠药债已近二百银元。因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所以养家的重担便落在他的肩上。于是再次退学，除帮助父亲种田外，还学会织布，维持家庭生计。在种田织布繁忙的几年时间里，他的求知欲望仍未减退，常常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和练写毛笔字。由于自幼营养欠佳，又过早地从事体力劳动，所以身体比较弱。
     当他读书时，常听外祖父说，广东出了个孙中山先生，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他想：如果实现了，穷人的日子就好过了。他还听说离他家不远的罗家店，有一位覃振先生，是同盟会会员，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追随孙中山先生出生入死，致力于国民革命，谋求民族独立，民权平等，民生幸福。所以乡邻都很赞扬他，尊重他。刘炎在几年的种田、织布生涯中，亲身感受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难困苦，对现状十分不满，所以听到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之后，就想像覃振那样从事革命活动，以改变自己和广大穷人的困境。
    (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1925年，桃源县兴起了农民运动，具有革命抱负的刘炎，毅然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6年7月11日，北伐军的雄师攻克长沙，湖南革命运动高涨，桃源县的农民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各乡纷纷成立农民协会，由于刘炎在农民运动中热心、公正，群众选他当了孔水坡乡的农民协会委员长。此后，他带着农友坚决地与豪绅地主斗争，要他们减租减息，开仓借粮，并给民愤很大的土豪，带上高帽子，拉出来游乡示众，振奋了农民情绪，博得了乡邻的称赞和拥护。
    在近一年的农民运动中，他接触到不少新事物，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初步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道理。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是为穷苦大众谋福利的，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没有贫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下决心跟共产党革命到底。
   (三)、参加秋收起义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湘西农民协会龙腾虎跃，地主豪绅丢魂落魄，惊恐万状的时候，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湖南省军阀许克祥5月21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湘西地主乘机"反水"，配合反革命武装，捕杀农民协会会员，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桃源县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刘炎面对这一突然事变，悲愤交加，感到只有拿起枪杆子，才能避免敌人的大屠杀。于是毅然离开家乡，直奔武昌，投入中国共产党直接发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编入新兵连。
    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他为了提高这个团的战斗力，亲自率部队进行夏季练兵，每日"三操两讲"（每日早上、中午、下午各出一次操，每日上午、下午各上一次军事课或政治课）。刘炎虽然初入军营，但对紧张严格的军事训练，一丝不苟，军政学习都取得较好的成绩，得到连、排长的好评，成为新兵连的先进战士。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与蒋介石合流，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幸失败了。
    7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刘炎登上蛇山，凭吊黄鹤楼旧址，眺望波浪滚滚东流的长江，俯视武昌高大的城墙，回想辛亥革命发源地，后来却被北洋军阀占据了。去年9月，北伐军的叶挺独立团浴血奋战，克复的这座坚固的古城，现在却落入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忆往事，思绪万千。他经过反复思考，认定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党。当天晚上，他写了入党申请书。
    第二天晚上，刘炎所在的新兵连和全团一起登上一艘大轮船，向东开去。天亮后，在黄石港下船登岸，步行去南昌。预备到那里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师。在炎热的夏天，连续几天行军，部队非常疲劳。刘炎虽然身体较弱，仍抢着替病号背枪、背背包，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奋勇前进。
    当走到南昌附近的奉新县时，得悉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离开南昌向南去了。卢德铭团长毅然决定折向西行，进驻湘鄂赣边界的修水县城，暂时休整，等待时机。在休整时代，刘炎经宛希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导的以进攻长沙为目标的秋收起义开始了。起义军编成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从修水出发，计划进攻平江县城。但行至长寿街时，突然受到临阵叛变的第四团邱国轩部的袭击。第一团毫无预备，损失惨重。刘炎虽然是第一次遭遇战斗，但勇敢沉着，听从指挥，边打边撤，脱离险境。第二、三团也受到较大的损失，秋收起义又遭受了重大挫折。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改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9月29日，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时，5000多人的起义军剩下不到1000人了。
    毛泽东决定进行整编，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定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属两个营，一个特务连，共七个连。同时还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班成立党小组，连成立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营、团设置党代表，并成立了党的最高层组织"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从此，这支部队便处在党的绝对发导之下。
 刘炎编入第一营第二连任副班长，全连共五个党员。除刘炎外，那四个党员是连长刘康、副连长周伯坚、党代表何成和一个排长。刘炎感到战士中缺少党员，党小组建立不起来，便开始在战士中发展党员。
 刘炎的班长赖毅，各方面表现较好，刘炎便把他作为第一个发展对象．在行军途中，常和他说话，了解他的情况，实时向党代表汇报。不久，党代表便介绍赖毅加入了共产党。自此，刘炎和赖毅经常了解和研究群众的思想，给他们讲述革命的光明前程，解除他们的顾虑，对意志坚定、作战勇敢、工作积极、能吃苦耐劳的人，就培养入党。这样，群众就更加向他俩靠拢。后来，这个班成立了党小组，刘炎被选为小组长。此后，党小组便成为全班的核心。1980年，赖毅在回忆往事时说："介绍我入党的名义上是党代表，实际上刘炎才是培养和介绍我入党的人。"
    10月7日，第一团到达井冈山。在这一段时间里，部队频繁行军作战，十分疲劳，得不到休息，又加给养、服装十分困难。天气冷了，还穿着破烂的单衣，有的连鞋子也没有。有些来自黄埔军校的青年军官和一些青年学生出身的士兵，忍受不了这种艰苦，接续逃离部队。
    11月中旬，毛泽东亲自给第一营讲话，命令这个营去攻占茶陵。一营下山，一路顺利，未经交战，占发了茶陵县城。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刘炎等把原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来，恢复了工会和农民协会。过了几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县人民委员会，改称县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任政府主席。这样，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就在茶陵诞生了。
    12月下旬，湖南的敌人第八军派了一个团向茶陵进攻。第一营采用正面阻击的战法，受到较大的消耗和伤亡，只好放弃茶陵回到井冈山，住在宁冈县的砻市。
    在从茶陵撤回井冈山的路上，第二连的3个党员（连长、副连长和党代表）经不起艰苦的战斗考验，也一起逃跑了。由于刘炎一贯地作战勇敢，工作积极，所以，一营二连回到砻市之后，毛泽东就把刘炎从副班长一下提升为二连的党代表。
    过了几天，毛泽东来到二连驻地，召集全连讲话，首先表扬他们在茶陵战斗中打得很勇敢，又指出在占发茶陵时代，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筹款，是两个大缺点。要求每个人，既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军的主张。并当场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一）打仗覆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此后，刘炎就根据这三项任务开展工作。

    (四)、战斗在湘赣边及中央苏区
    1928年1月初，毛泽东亲率第三营和一营二连下井冈山向东扩展。1月5日占发遂川县城。由于群众轻信了国民党污蔑红军的宣传，大部分都跑了，只剩一些老年人。刘炎等向这些老年人宣传，他们多半不理睬。把豪绅家的财物分给他们，他们摇摇头，拱拱手，没有一个敢要的。刘炎就想法从小处着手，先拿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分给群众，因为食品吃掉了，不留痕迹，不怕豪绅倒算。以后群众的顾虑逐步消除，逐渐向红军靠拢，逃到城外的穷人也陆续回来。刘炎便把班、排干部，组成几个宣传小组，每组用红布做一面小旗子，写上"宣传队"三个字。红旗一打出来，群众就围住听宣传组讲话。讲到激动之处，就喊"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趁着这个激情，宣传队就带发群众到豪绅地主家里去，把粮食、腊肉、腊鱼、腊鸡和各种油炸果子以及衣服用具等分给他们。群众抬着这些东西，欢天喜地地回到自己家里去。
    城里的局面打开以后，毛泽东又派二连到离城20里的和尚坪去。刘炎按照在城里的做法，组织几个宣传小组，分头去做工作。他还亲自写出罚款布告，贴在土豪劣绅的大门口。上写：某某豪绅，平时剥削压迫穷人，现决定罚款XXX元；限X天内交来,到期不交，定严惩不贷。此法很有效，大部分豪绅按期把钱送来。过了20天，毛泽东指示二连回城里过旧历年。临走时，群众都来送行，恋恋不舍。
    二连带着筹集的款项和物资，兴高采烈地回到遂川城里。只见城里家家挂灯结彩，男女老少都穿上新衣。当二连从街上行进时，沿途群众向刘炎和战士们招手致意，十分亲切。
    除夕那天，毛泽东宣布放假3天，还发给每人几块银元。晚上，二连在一个祠堂里举行了大会餐。刘炎和战士坐在一个方桌上，说说笑笑，深夜方散。刘炎从祠堂回驻地的路上，看到满街灯火辉煌，听到鞭炮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心里由衷的高兴。
    2月中旬，刘炎率二连攻占宁冈新城；3月转战湘南；4月来到桂东沙田。毛泽东在这里再一次宣传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又改为八项注意）。刘炎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当作政治思想工作的经常内容，并身体力行，处处与战士共甘苦，博得全连的称赞和热爱，战士把他当作知心人。
    1928年4月底，朱德率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来到井冈山地区，在宁冈砻市与第一军会师。5月4日，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原井冈山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编为红四军第一师第31团。刘炎任党代表的第二连改称第31团第1营第2连。
    5月，江西敌人向井冈山进攻，红四军奋起反击，歼灭和打垮敌人5个团，缴枪1000余枝。群众传说："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指敌前敌后指挥杨池生和前敌指挥杨如轩）。刘炎所在的第二连，在连续作战中，战功卓著。
    1928年5月，湘赣边界特委在茅坪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刘炎以出色的政治工作者，被选为大会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别委员会委员，第一届特别委员会委员有19人：毛泽东、朱德、陈毅、刘寅生、宛希先、谭震林、刘天干、谢桂标、龙高桂、王佐、龙寿宇、贺志华、刘炎、谭普祥、陈竞进、陈正人、刘辉霄、陈韶、刘真（1984年4月中共湖南省安化县发现的资料，载在1984年七月27日《文摘报》）
    12月中旬，彭德怀率发平江起义组成的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转战千里，于2月7日进入江西瑞金县境。20日进占宁都城，21日到吉安县之东固与当地之红军第2、第4军独立团会师。3月11日进入福建，3月14日，31团主攻，占发长汀县城。3月20日，红四军编成四个纵队，31团编为第三纵队。
    12月28日，刘炎和罗荣桓、赖传珠一起出席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批判了党内错误思想，举手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在会议上，他深感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理论水平低，不能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便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总抓紧时间，看一点马列主义的著作。有时在行军途中，利用大休息和小休息的时间，向人请教自己看不懂或体会不深的问题，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理论水平。
    1930年6月，中央苏区基本形成，6月下旬，红四军在长汀与闽西的红12军，赣南的红3军合编为红1军团。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红四军军长、罗荣桓代理政治委员。罗荣桓等红四军的发导，熟知刘炎作战勇敢，德才兼优，便把他越级提升为团的政治委员。在反敌人"围剿"战役中，刘炎这个团屡建战功。所以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后，于1931年秋，他被提升为师的政治委员。11月，他被选为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1933年1月，红1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撤销3、4军军部，军团直辖7、9、10、11师。在整编中，刘炎调到军团政治部任地方工作部部长。
    2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3月21日被红军粉碎。
 9月，敌人开始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一系列的错误，虽经中央红军英勇奋战，支付了很大的代价，但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于1934年秋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极端艰难困苦的长征。
   (五)、长征途中
    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严密封锁，并造谣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杀人放火。因此，苏区以外地区的人民，不知道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所以，在长征途中，地方工作部的任务更减轻了。
    1934年10月16日，第一军团机关及直属队离开铜锣湾，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在行进途中，刘晓到了地方工作部。刘炎认为刘晓的文化程度高，比自己强，就主动向军团首长提出建议让刘晓当部长，自己改任副部长。军团首长同意他的建议，任命刘晓为部长，刘炎为副部长。
    10月下旬，第一军团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渡过章水。11月上旬，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11月中旬，红三军团占发宜章，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红一军团进住四面环山的白石渡村。这个村子大约二百多户人家，有十几家商店，还有几百修筑铁路的工人。刘炎和他带发的做群众工作的干部，在白石渡分别召开了几个工人大会，散发了传单，把从土豪、地主家没收来的稻谷、猪肉、衣服等分给他们。对就业的工人给了救济，给有些急于回家的工人发了路费，并劝说他们参加红军，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进行斗争。此外，还动员了一些军政干部及战士组成几个扩大红军突击队，到农民家中宣传鼓动，号召他们参加红军。经过一天多的工作，动员了四百余人，补进部队。
    11月27日，一军团向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展开进攻。湘江守军顽强抵抗。后面敌人的追兵又赶到江边。空中还有飞机扫射、轰炸，战斗十分激烈。一直打到12月3日，才全部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封锁红军的最后一道坚固的堡垒防线。刘炎在突破湘江的战役中，有一次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在地下。跟随他的同志都以为他牺牲了，十分悲愤。可是，当敌机远离之后，他慢慢地爬起来，掸了掸身上的泥土，说了一声："没有什么。"继续随部队前进。
    当进入苗族地区时，青壮年都逃到山上去了。寨子里只剩下老年人和儿童。刘炎耐心地和老年人说话，向他们说明红军的主张和政策以及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消除他们的疑惑和顾虑。老人们告诉他说：已往国民党军队来了，就奸淫、抢掠、杀人放火。所以年轻人一听说军队来，就逃走了。这次红军第一次来，他们仍误认为是以前的那些军队，所以也逃走了。应刘炎的请求，老年人上山，把青壮年都喊了回来，给红军当向导和帮助抬伤员等。
    1935年1月8日，红一军团攻占遵义。15日在这座城里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遵义会议。刘炎在遵义十几天的时间里，紧张地进行扩军工作，把大批新兵补充到部队中去。
    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接替了博古中央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发导小组，纠正了王明"左"倾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敌人的追兵；五月底渡过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未能渡过的大渡河。6月，爬过雪山；8月越过草地。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
    在长征这一段岁月里，刘炎完成了为部队寻找向导、筹粮、筹款、安置伤员和对少数民族做工作并检查部队对少数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等重大任务。
    由于当时红军没有大比例尺的军用地图，行军时，全靠向导带路。向导就像在大海中航行的轮船由罗盘指引航向一样，引导红军前进。找不到向导，就会迷路，失去前进的方向。为了寻找向导，他历尽艰辛，不论在汉族地区或少数民族居住区，他都按时把向导交给部队。
    为了做好筹粮筹款的工作，每到一地，他都深入到群众中，调查哪些家是大地主，哪些家是中、小地主，确定粮食没收多少，购买多少，钱款摊派多少，尽求合理，使这一项工作进展的很顺利。
    为了就地分散安置伤员，他细心地调查哪些户人家心地善良、对红军态度好，把伤员安排到那些人家里，并给一部分银元作为养伤费。事后得知，当年安置的伤员，其中有些人与房东的女儿结婚，成了入赘婿。
    刘炎在执行任务中，有时遇到小股敌人袭扰。他立即组织所带人员，进行反击，把敌人打退。他在召开群众大会时，常有敌人的特务混在里面捣乱破坏，他机智地当场揭露，逮捕法办。
   在长征途中，刘炎身体很虚弱，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一匹马。但他很少骑，而是尽量让给伤员或病号骑。他负责部队筹粮工作，他的随行工作人员，想搞点细粮给他补补身体，他坚决谢绝。
    1935年11月，刘晓调走，刘炎仍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直到1937年。当时一军团政治部共有四个部，组织部长由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兼任；宣传部长是邓小平，破坏部长是陈漫远。
   (六)、到新四军第一支队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这年秋天，刘炎奉命离开地方工作部，进入红军大学（后改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自1918年14岁时，离开私塾之后，近二十年没有再进学校。这次离职专事学习，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学习中，他买了一本字典和一册中国分省地图，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军事、政治。还抓紧在课外时间练写毛笔字。
    1938年1月，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组成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我党中央任命项英为副军长。陈毅为一支队司令，刘炎为政治部主任。他接到这一任命后，心情很激动。因为他知道军长叶挺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北伐时期任国民党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时，因率部攻克武昌，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名扬中外，从此第四军被誉为铁军。陈毅在中央苏区时是红四军的政治部主任，是他的老上级，是文武双全，军政兼优，又长于填词、赋诗、豁达大度风流潇洒的将发。他在学习中途，离开抗大，虽然有些难舍，但想到在陈毅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的学问，补偿在抗大未学完的损失，心情就平定下来。
1938年4月，刘炎到了安徽的岩寺，见到了陈毅司令员。他俩畅谈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一支队向敌人后方挺进的设想及在中央苏区别后各自的简况。
    4月28日，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带发新四军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5月中旬，陈毅和刘炎率发一支队离开岩寺北上。刘炎骑在马上，边走边欣赏满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边思考怎样把在湘赣边区和中央苏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运用到创建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上去。
    5月14日下午，风和日暖，刘炎同陈毅来到泾县茂林镇，他俩在镇外下马，向沿路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步入"大夫第"内。地下党的一个同志，向陈毅和刘炎讲述了1934年方志敏率红军先遣支队北上抗日时，在谭家桥与国民党发生激战，第7军团长寻淮洲同志身负重伤，抬到这个镇里就牺牲了。陈毅司令员问："寻淮洲同志的坟在哪里？"那个同志说："在蚂蚁山上，离镇不远。"陈毅站起来，对刘炎说："走！我们去看看。"刘炎点头说： "好！"
    蚂蚁山像一面巨大的屏风，高高耸立在茂林的西南角上，寻淮洲的墓，隐在山上的松林里。陈毅和刘炎漫步走到墓前，脱帽致哀。又默默站了一会，陈毅对刘炎说："寻淮洲是红军的青年将发，智勇双全，在北上途中，打了许多胜仗，最后光荣牺牲了，可是连个墓碑也没有。为了把他的光辉业绩留传后代，我想给他立个墓碑，你看如何？"刘炎也有此意，甚表赞同。
    当天晚上，刘炎随陈毅等，打着手电来到茂林镇的荷花塘边，登门拜访老石匠杨同发，说明来意。问他能否帮忙刻写碑文。杨石匠欣然同意，并带着陈毅和刘炎等走到屋后，共同选了一块三尺高、二尺宽、平整光洁的大石料，抬进屋内。陈毅在蜡烛光下，把石料打量一番，把纸铺到小桌上，又坐在小凳上思考一会，就挽起衣袖，动笔写起来。写完之后，数了数字数，又读了一遍，写上"陈毅谨志"四个字，递给刘炎。刘炎仔细看了一遍说："很好！很好！短短的二百多字，概括了寻淮洲同志革命的一生。"
    这天晚上，天气闷热，刘炎看到陈毅额上、鬓角上都沁出汗珠，便自荐说："陈司令,你累了，我来抄写吧？"陈毅知道刘炎的一笔颜体正楷写的好，就点头满意地说："好！你来写吧！"刘炎写完，交给陈毅审阅一遍，然后交给杨石匠，希望他能连夜赶刻出来。杨石匠说："请两位首长放心，我拼命也要连夜刻出来。"说完，就动手刻起来。刘炎和陈毅站在杨石匠身边，接续地给他倒茶、打扇。
    天快亮时，碑文刻好了。陈毅说："辛苦！辛苦！刻得很好。"刘炎拿出五块银元递给杨石匠："你辛苦了一夜，这点小意思，表示我们的一片心意。"杨石匠连忙摇头，再三推辞说："寻军团长为了我们老百姓，流血牺牲，我刻个碑文，还不应该吗！"刘炎硬把银元塞进杨石匠的衣袋里说："你的心意，我们理解，可是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谁也不能违犯。"
    15日下午，陈毅和刘炎带发一支队全体指战员，来到寻淮州同志墓前举行了立碑典礼。陈毅、刘炎都在会上讲了话。教导全体指战员和前来参加典礼的群众，继承先烈遗志，高举东进抗日的大旗，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向全支队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教育。（这块珍贵的墓碑，至今还在茂林）
    16日拂晓，刘炎随同陈毅离开茂林镇，继续北上。
   苦闷的样子。他就找吴谈了几次心，了解到他在四川家乡加入了党，由于组织遭到破坏，出来时未能带介绍信。失掉了关系，他在军部时未得到解决，他希望早日恢复关系。刘炎对他说："现在是战争时期，人员流动性大，交通又不便，以前的党籍，一时很难找到证明人了。我的意见，你先重新入党为好，你写个申请书吧，待以后找到证明时，再恢复那一段关系。"于是他重新入了党。1980年这位白发的老将军说："刘主任真是我们的好主任，他很理解人的心情，在政治上非常关心和爱护干部。"
   (七)、参与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
    1938年5月下旬，1支队到达南陵。在这里召开了全支队的排以上干部大会。大会由刘炎主持，陈毅作了《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明确了部队进入敌后初期的斗争方向，提高了在苏南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信心。6月1日，又召开了誓师大会，接着出发东进。
    6月3日晚，在蒙蒙细雨下进入高淳。
    6月12日傍晚，1支队到达溧阳县的竹箦桥与粟裕率发的先遣支队汇合，粟裕向陈毅和刘炎介绍了苏南的情况。
    这个地区处于宁沪杭的中心，日本人和国民党都很重视。沦陷后，日本盘踞城镇，任意四处烧杀抢掠，伪军汉奸为虎作伥，土豪劣绅、帮会头子、土匪特务等趁机拉起队伍，被国民党委为"司令"。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横行于村庄，不打日本鬼子，专欺压百姓，搜刮财物。广大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迫切希望得到解放。
    群众看到我军说话和气，纪律良好，内心感到高兴。但又看到我军人数少、武器差，又怕打不过鬼子，反而招惹祸端。所以不愿我们在墙上写标语，民房和祠堂也不愿让住，说是怕引来日本鬼子烧房子。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想打开局面，刘炎和陈毅、粟裕一致认为首先应打几个胜仗，显示新四军的力量，振奋人心。
    6月14日，陈毅和刘炎率部队进入茅山。茅山位于苏南溧阳、金坛、句容、溧水四县之间。虽算不上崇山峻岭，但山脉曲折多弯，地形复杂，且茅草深厚，便于部队隐蔽。
    6月15日，刘炎和陈毅率支队机关进驻镇江南面的宝埝村。
    6月17日，粟裕亲率一支精干部队，在镇江至句容公路上的卫岗伏击日军的一个汽车队，打死日本少佐土井，大尉梅泽武四郎等10余人，伤敌数十人，烧毁汽车5辆。首战告捷。7月1日夜晚，陈毅亲自出马，攻打沪宁线上的新丰车站，歼灭日军和伪军180余人，使火车一日未通。8月13日夜袭句容县城，毙日军40余人，摧毁了伪政权。经过这些战斗的胜利，新四军军威大振，民心大快，群众纷纷送来猪肉、鸡蛋、鞋子、衣服等慰问新四军。认定要抗日救国，只有依靠新四军，支援新四军。
    在这种声势之下，刘炎把政治部的干部组成几个工作组，四处发动群众，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和减租、减息、调解委员会。
    正当群众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一个炊事员在宝埝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奸污了一个妇女，引起群众的愤怒。坏人乘机挑拨军民关系，国民党镇江县县长庄梅芳幸灾乐祸，并以"父母官"的身份，声称要为民做主，向一支队施加压力。
    刘炎和军法处的同志调查属实之后，心情很沉重。因为这个炊事员是个红军的老同志，对革命有过贡献，而且奸污是够不上死罪的。但根据当时的处境，如不严惩，就会脱离群众，就会给予国民党以把柄，进行挑拨离间。在这个非常时期，为了大局，只得牺牲他了。
刘炎向陈毅汇报了以上情况和处治意见，陈毅果断地说："为了严整军纪，杀一儆百，召开公审大会，枪毙。"
    根据陈毅的指示，刘炎主持召开了公审大会，除宝埝及附近村庄一部分群众参加之外，还邀请了镇江县长庄梅芳、句容县长张雍冲、金坛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和附近的国民党军的几个游击司令，列席了大会。陈毅代表新四军讲了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重大意义，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明"王子犯法，一律同罪"。当时把那个炊事员枪毙了。
    会后，受害者家属来到政治部，含着泪对刘炎说："我们向你们报告那一件事，本想叫你们罚他一顿，以免以后再犯，想不到你们的纪律这样严明，把他杀了，真可惜呀！留着打鬼子多好！"刘炎再次向他们道歉并感谢他们对我军的爱护。
    刘炎来到陈毅的住处，本想汇报这一情况，只见陈毅心情沉重地坐在那里抽烟，默默不语。他想，陈司令大概和他一样，都有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之感吧！
     此后，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上层民主人士，进一步向新四军靠拢，出现了军民鱼水情的局面。
     茅麓公司的经理纪振纲，是茅山地区最大的资本家，他经营茶园20年，投资40万，有一支200余人的自卫队，是茅山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一直保持中立。陈毅亲自出面，做他的工作，劝他出来和新四军一起抗战。经几次交往，他对陈毅的风度才华十分钦佩。带头给一支队捐款、捐衣、捐药。后来把自卫队连人带枪，一齐交给陈毅，编入新四军序列。
     句容地区的巫恒通，抗战之前，任国民党县教育局局长，是国民党的左派，在上层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他手中也有100多人的武装队伍。陈毅便让刘炎做他的工作。刘炎多次和他恳谈抗日救国的道理、中国抗日的前途以及共产党的理想和远大目标，使他的思想起了一个飞跃的变化，向往和陈毅、刘炎一样，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于是向刘炎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刘炎从统一战线的角度考虑，认为不加入我党更好一些。便耐心地向他解释，劝他做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当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对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更有益一些。
    过了一段时间，巫恒通再一次向刘炎提出入党的要求。刘炎基于对他的全面了解，认为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经陈毅同意，刘炎介绍他加入了党。
    纪振纲和巫恒通同一支队合作，在茅山地区引起重大反响，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到一支队驻地，拜访陈毅和刘炎。
     7月7日，刘炎和陈毅在宝埝召开了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四县人民代表会议，选出常委10余人，成立了四县抗日总会，由樊玉林任主任，纪振纲和一支队代表王丰庆任副主任。以上四县皆成立了抗日分会，总会和分会实际上是半政权性质的机构。当时为了避免国民党找麻烦，故未以政权的名义出现。
    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刘炎向陈毅建议，在1939年元旦，宴请各界爱国的知名人士，陈毅欣然同意。发出20桌客人的请柬。但那天，客人竟来了30多桌。宴会由刘炎主持，陈毅致词、祝酒，并即席回答了客人的提问，尽兴方散。新四军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为了建立和发展地方党，刘炎派1支队政治部的党员张之宜、陆平东、朱行厚（后脱党）于1938年底回溧阳家乡开展建党工作。指定他3人组成溧阳县工作委员会，张之宜任书记。其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张之宜等3人分区活动，各自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宜兴民报》（后改为《战斗报》）报社的负责人任大可、储以民、孙冠群等青年知识分子。到1939年春，共组成了梓村等20多个党支部和后周等3个区委会。这年5月，刘炎认为具备了成立县委会的条件，报经陈毅同意，在1支队政治部驻地安中里，召开了溧阳县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刘炎主持，陈毅到会讲话。选出溧阳县委会委员5人，张之宜为书记。县委会直接受1支队政治部发导。此外，还派韦一平、惠裕宇等渡过长江，组织苏北临时特委，在扬州、泰州、兴化等地区开展地下党活动,为以后部队东进，初步打下了群众基础。刘炎还发展了金坛、丹阳地区的名流樊玉林、朱春宛等加入共产党。
    刘炎很重视培养知识分子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938年8月，他为从京、沪、杭等地来参军的男女青年学生七、八十人，开办了一期政治训练班，亲自主持和讲课。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把他们培养成为干部。1939年初，军部派崔义田到1支队任军医处长。他了解到崔义田曾毕业于东北沈阳小河沿医学院，便挑选了一部分新参军的学生和一部分年轻聪明伶俐的战士，组成一个医务训练班，由崔义田任教。崔努力工作，办学成绩显著，思想进步，并迫切要求入党，刘炎便当介绍人，亲自介绍他入党。还有一个苏州东吴大学的学生戈白章，参军后，在政治部工作，也很出色，刘炎亲自考察了他一番之后，就推荐他当了政治部宣传科长。
    (八)、三下丹北
     为了执行党中央对新四军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指示，陈毅派刘炎三下丹北。丹北是江苏丹阳县的北部地区。日军攻占上海之前，管文蔚在那里组成一支抗日部队，创建了一块抗日根据地。
    1938年7月中旬，刘炎越过沪宁路，来到丹北的访仙桥，第一次会见自卫团总队长管文蔚，把第1支队委任他为"丹阳游击纵队司令"的任命书交给他。并听他汇报丹北抗日自卫团的情况和他本人的经历：管是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27年秋任丹阳县委书记时，曾发导过秋收暴动，在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1930年被捕入狱，从此失掉了组织关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但组织关系尚未恢复。这年10月，他收缴了国民党访仙区的武装，赶走了区长，废除了保甲制，发动青壮年组织了抗日自卫团。当时自卫团有80余个，约2万5千余人，其中有枪的基干队约3千余人。此外有一支脱产的自卫团总队，共有四个大队（相当于营）。
     刘炎听了以后，很高兴地说："我们的部队刚到茅山地区，脚跟还没有站稳，你们已经有了这么大一块地方。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以后敌人扫荡时，部队就可以两边来回转移了。你们已把青壮年组织起来了，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此外还必须把妇女和儿童组织起来，不要把他们排挤在抗日大门之外，他们都能做许多工作。"
    刘炎临走之前，问管文蔚有什么事要向陈司令转告？管说： "希望陈司令派一些军政干部来，帮助我们掌握部队。"刘炎说："好！回去我向陈司令汇报，请他派一些干部来。我们还要向中央写报告，请求恢复你的组织关系。"当夜，刘炎返回宝埝。
    9月中旬，刘炎带发张震东、郭猛等20多个军政干部，第二次来到丹北。宣布把丹阳游击纵队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把原来的4个大队扩为4个支队（相当于团），管文蔚仍任司令。张震东任纵队参谋长并兼1支队队长。郭猛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并兼1支队政委。2支队队长方钧。三支队队长梅嘉生。四支队队长韦永义。
    这一次，刘炎对管文蔚等纵队发导干部，作了详细指示："部队一定要党化。党对部队要有绝对的发导权，部队内部不能搞统一战线，不能允许其他党派在部队内发展组织或进行活动。"
 "党支部一定要建在连队。连队的支部一定要保证党的政策的正确执行，保证上级命令和指示的正确执行，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搞好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并坚决执行优待俘虏政策。"
 "要教育党员以身作则，平时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时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以自身的模范行动，教育和影响群众。这样才配称得起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要加强干部的学习，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
     刘炎还指示："对一些面目不清的人，要进行审查，严防奸细混入部队。"并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部队的发导，回去向陈毅建议再派一部分干部来。
    他回去不久，就派魏天禄、惠裕宇、陈时夫、刘文学等到挺进纵队任职。
    管文蔚等根据刘炎的指示，研究了贯彻执行的措施。部队的军政素质逐步得到提高。
    年底，刘炎第3次来到丹北。这一次同管文蔚等着重研究了在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蒋介石开始利用我们打北洋军阀。当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蒋介石就制造了"四o一二"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现在虽然第二次合作抗日，但蒋介石时刻都在想覆灭我们，并借日军之手覆灭我们。我南方各省游击队编成新四军之后，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的少数武装，有不少被国民党缴了械，惨遭枪杀。并逮捕、枪杀他们的家属。在闽西等地，国民党还枪杀老人，贩卖儿童，制造无人区。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切不可因为合作，忘记了这个"朋友"还在千方百计地搞我们。
    临回茅山之前，刘炎嘱托他们，要坚决执行党中央向北发展的指示，做好渡江北上的一切预备。抓住时机，打过长江去。
   (九)、巩固江南与开辟苏北
    1939年1月，管文蔚等指挥新四军挺进纵队1支队，占发长江中心岛屿扬中县，随后2、3、4支队渡江北进，占发江北大桥一线阵地，和扬中连成一片，与茅山根据地遥相呼应。项英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指令陈毅将江北和扬中的部队撤回江南。陈毅、粟裕和刘炎抵制项英的错误主张，并预备继续北进。
    为便于统一指挥江南和江北的部队，1939年11月 7日，在溧阳县水西村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别担任正副指挥，刘炎、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同时，还成立了苏皖区党委。
    1940年1月，叶飞率发的江抗纵队与管文蔚的挺进纵队在扬中合编，仍称挺进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叶飞任副司令。合编后，全部开到江北。
    1940年3月，刘炎积劳成疾，军医处长崔义田认为可能是胃癌，便向陈毅建议，让他去上海检查治疗。4月4日，刘炎与苏州女子师范的学生，1938年第一批参军的女兵，政治部宣教干事、共产党员陈模结婚。 8日，刘炎离开水西村，由地下党员吴福海护送去上海。在上海检查之后，排除了胃癌。他想，在上海治病，花钱较多，而且部队有大量工作要做，既然不是癌症，就不需要在上海治疗了。于是回到茅山，带病坚持工作。
     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所属主力部队北上。茅山地区只留下第4团的两个营。陈毅和刘炎把这两个主力营和茅山地区各县的地方武装，组成新2支队，以罗忠毅为司令，廖海涛为政委，在茅山地区坚持斗争。此后，陈毅、刘炎先后渡江北上。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 7月下旬，将渡江北上的江南指挥部改名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刘炎、钟期光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为了东进黄桥，开辟以黄桥为中心向沿长江的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发展，苏北指挥部将原直属的各个团，扩编为3个纵队。第1纵队司令兼政委叶飞，下辖1、4、5团；第2纵队司令王必成，政委刘培善，下辖第2、6、9团；第3纵队司令陶勇，政委刘先胜，下辖第3、7、8团。这样，3个纵队，9个团共7000余人。经过周密的组织和预备，配备好了纵队和团营干部，又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部队士气高涨。刘炎和政治部的同志们为黄桥决战做了组织预备和思想预备。
    为了打开苏北局面，苏北指挥部于7月29日，攻占黄桥镇。黄桥镇位于泰兴、靖江、如皋、海安、泰县的中心地带，是苏中的军事重要地。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何克谦保安第四旅盘踞在这一带，勾结敌伪，欺压人民。当地流行一个歌谣："黄桥是人间地狱，何克谦是杀人魔王。"我军解放黄桥覆灭了何克谦部，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黄桥战后，刘炎和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发导当地干部,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及政权建设等。8月先后建立了泰兴、如皋、靖江、泰州、海安等5个县政权，成立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公布减租减息等法令，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迅速高涨，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黄桥镇共多人口，其中就有多人参加了各种群众团体。地方武装也得到很快发展。此外，还出现了参军的热潮，黄桥及附近地区共有3000青年，参加了新四军和县、区地方武装。
     9月14日，苏北指挥部攻占姜堰，姜堰位于泰州与海安之间，是苏北里下河有名的粮、油、棉、盐进出集散地。顽军保安第9旅张少华部，盘踞这一地区，鱼肉人民。该旅为防止我军进攻，在姜堰修筑了36个堡垒，四周挖了水壕，水壕之外布设电网和地雷。
     为了拿下这一坚固设防的据点，陈毅指示从部队挑选一部分英勇善战的指挥员，组成一支勇敢队，打头阵。刘炎和钟期光亲自进行战前动员，鼓舞士气，并叫宣传部编了一支《勇敢队之歌》："勇敢队，勇敢队，姜堰战斗显神威；那怕顽军硬如铁，勇敢队好比打铁锤。谁要投降和反共，铁锤打他粉粉碎。勇敢队，勇敢队，你的威名贯苏北！"
    姜堰战后，为了巩固江南，陈毅和粟裕商定，派刘炎再返江南，到茅山地区去检查和布置工作。刘炎带着副官马苏政、马夫叶英华和警卫员小刘，四人离开姜堰，向南走去。到了江边，由于船小不能载马，只好让叶英华把马带回指挥部去。
    刘炎和马副官、警卫员小刘上了小船，船夫划起双浆，在宽阔的江面上，随波逐流地向南划去。刘炎看到敌人的巡逻艇在江中游弋，就叫副官和警卫员把枪拿在手里，做好战斗预备，以便敌艇靠近时，自卫回击。
    天黎明时，刘炎等三人登上岸，步行一天。来到丹阳县孟河镇以东2支队司令部的驻地，见到罗忠毅司令。罗司令亲切地握住刘的手，哈哈大笑一阵，十分高兴地说： "刘主任，我们又见面了。"随即安排他们住宿。
    第二天，罗忠毅向刘炎汇报茅山地区的情况。刘炎叫马副官每天早饭后，步行二十多里到孟河镇上收集敌伪报纸。下午返回住地。此后连续几天，刘炎白天找人说话，了解各方情况，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看报纸，研究敌情，写讲话材料。给当地军队和地方干部，做政治报告，讲述敌情及我们的任务等。
    住了大约一周，刘炎继续南下，到茅山地区去。由于敌人沿沪宁线架设了铁丝网，所以只能在白天从敌人设的哨卡上通过。于是刘炎穿上长袍，化装成商人模样。马副官和警卫员小刘化装成跟班，把驳壳抢插在腰内，在丹阳附近的新丰车站，越过铁路。由于事先廖海涛政委派侦察参谋王香雄来车站接应，与伪军岗哨打了招呼，所以他们装模作样的检查了一下，就放行了。
 　　过了铁路，又过了一条大河，来到2支队部队的驻地，见到了廖海涛政委。战友重逢，两人都很高兴。由于情况紧张，刘炎未经休息，当晚就随部队行动。
    此后，刘炎又去敌人据点密布、碉堡林立的延陵以南茅山北麓地区。在那个地区，敌人经常出来扰乱，刘炎几乎每天都要随部队行动转移。有时，一个晚上要转移两三次。所以他了解情况，检查工作，大都是在行军中进行的，工作十分紧张，生涯异常艰苦。使他带病的身体，更加虚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很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尽量让他们多休息一会。有一次，他随部队转移的途中，知道距马副官的家不远，便叫马副官乘此机会回家看看。当马副官突然回到家中时，全家人都喜出望外。在烽火连天、南征北战的战争时代，能回家和亲人见一面，是多么不易呀！全家都感谢刘炎关心人，体贴人。一周之后，刘炎等返回沪宁路北2支队司令部驻地。
    10月8日深夜，机要员送来陈毅和粟裕指挥的黄桥决战，歼敌1万余人，取得全胜的电报，刘炎心情十分激动，立即把已熟睡的副官推醒，高兴地说："马副官，快起来，好消息！我军在黄桥决战中，取得全胜，我们在苏北站稳脚了。"
    刘炎一夜未睡，预备了一篇讲话稿。第二天一早，就给附近的军队和地方干部做报告。他说：同志们！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陈司令和粟副司令在苏北黄桥镇打了一个大胜仗，覆灭敌人1万多人，缴获了山炮、迫击炮50多门，机枪180多挺，长短枪3800多支，敌人主力89军的军长李守维也落水淹死了。接着他讲述了黄桥的地理位置、战略地位，决战简要经过，黄桥决战胜利对巩固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意义。鼓励大家英勇作战，努力工作，把江南根据地巩固好，用实际行动支援苏北的部队。
    此后，刘炎奉命返回苏北。当他到达黄桥镇时，陈毅和粟裕已率苏北指挥部北进。刘炎赶到海安，与陈粟会合。
    11月7日，刘少奇来到海安苏北指挥部，陈毅等亲往码头迎接。刘少奇在这里和陈毅商定，把盐城以北划为苏北，以南划为苏中。成立苏中区党委，指定刘炎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统一发导苏中地区党、政、军工作。并将苏北行政委员会改称苏中行政委员会，仍由管文蔚任主任。
    1941年1月6日，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世界的 "皖南事变"，杀害和监禁新四军军部官兵7000余人。
    1月17日，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
    1月25日，我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在盐城成立新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8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将新四军的部队编为7个师。苏北指挥部编为一师，任命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茅山地区的部队编为第六师，任命谭震林为师长兼政治委员。
     一师组建以后，召开了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惨杀新四军官兵的罪行大会，粟裕和刘炎做了重要报告。最后，刘炎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为殉难的新四军战友报仇雪恨。
    2月25日，日军乘我新四军军部刚刚重建，各师部队正在整编之际，大举向我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粟裕和刘炎指挥一师，在海安泰州之间与敌展开激战，歼敌5000余人，乘胜攻占泰州。
    3月19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正式划定苏中地区范围：东台、兴化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黄海以西，以粟裕、刘炎、钟期光、周林、管文蔚、陈丕显、蔡良组成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作为苏中区最高发导机关，刘炎为书记。成立苏中军区，作为苏中地区地方武装的指挥机关，粟裕兼司令员，刘炎兼政治委员，钟期光兼政治部主任。由新四军第一师司令部、政治部兼任苏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
 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苏北区委员会改为苏中区委员会，刘炎任书记，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改为苏中行政委员会，管文蔚任主任。
　　 4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指定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为副书记，陈毅、曾山为委员，统一发导华中地区的党、政、军等工作。
 5月，刘炎在如东栟茶召开了一次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开展二五减租的问题。关于减租的比例，在会上发生了一次大争论。多数同志主张按二五减，因为这是党中央的指示，而且二五减租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累进税制，租子收得愈多，公粮交得愈多。这样，地主的纯收入就不太多了。四地委书记向明和一部分同志，不赞成二五减租，主张提到三七。理由是苏中地区大地主多，租税重，减得少了，农民得不到什么利益，抗日的积极性会受到影响。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很激烈。
     刘炎了解二五减租，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商定，用国民党政府的名义公布的。实行二五减租，地主不敢公开反对，国民党也无话可说，所以倾向于大部分人的意见。但为了慎重起见，他和副书记陈丕显商研了一番之后，决定发电请示刘少奇。刘少奇回电称：按什么比例减，要从苏中的实际情况出发。一般的，可按二五减，租税重的，可三七减。
     在这次扩大会上，在对地主阶级熟悉上，也发生了争论。少数同志认为，地主是阶级敌人，他们不会真心和我们联合抗日。所以，不应当作为统战对象。多数同志认为，大敌当前，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会和我们合作抗战的，因为日本鬼子也杀他们的人，烧他们的房子。既然要团结他们，就要给他们一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刘炎同意后一种意见，指出：既要发动群众，又要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二者不可偏听偏废。
    会后，以苏中行政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了二五减租的法令。但那时的乡保长多数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人员，他们充当地主的狗腿子，暗地里威胁贫、佃农不要减。所以减租大会开过之后，白天贫、佃农从地主家扛出粮食来,夜晚又偷偷地送回去。
    刘炎得知这一情况后，感觉光靠行政命令是不行的，必须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懂得谁养活谁的道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实行面对面地与地主评理和斗争。为此，刘炎决定，开办一个农村工作干部训练班，招收一批热心救国的知识青年，加以训练。结业之后，分派他们在老同志带发下，深入到农村，帮助进行减租工作。这批青年下乡后，和贫、佃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启发他们依据政府的法令，团结起来，同地主斗争。同时，刘炎还召开减租大会，由开明地主讲话，带头宣布减租，以造声势。
    在斗争过程中，贫、佃农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站在前面与地主谈判，展开辩论，提高了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逐步成为农村中的骨干。从农村工作干部训练班中，出来的这一批知识青年，在斗争的实践和艰苦的生涯中也得到了锻炼，逐步成长起来。这样，不但减租真正落实了，贫、佃农的生涯改善了，抗日热情提高了，而且也从中培养出一批干部和党的发展对象来。（一年后，苏中大约发展了数千名新党员，大部分乡成立了党支部。）
    6月，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苏中军区司令，刘炎兼任苏中军区政委。
    7月20日，日伪军1.7万余人，分路向盐城、阜宁地区进犯，企图合击我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为配合苏北我军反"扫荡"，粟裕和刘炎指挥一师在苏中地区发起攻势，袭击和收复石塘、石庄、孤山等守敌数十处，破坏了如皋到东台，泰州到海安等公路，在河道上筑起了暗坝，断绝了敌人的水陆交通，使进犯苏北的敌军得不到弹药和粮食的补充。并进一步围困泰州、泰兴等城。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损兵折将3800余人，不得已将"扫荡"苏北的兵力撤回海安等据点。我军取得了粉碎敌人"扫荡"的胜利。
    1941年11月，苏中区党委召开党、政、干部会议，研究对付日军"扫荡"、"清乡"，长期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斗争的问题。刘炎在会上说：苏中处于我苏北和茅山根据地的中间，战略地位很重要，是敌我必争之地。为了粉碎敌人摧毁我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阴谋，我党、政、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坚持苏中根据地，我们一方面要动员广大基本群众支援我军；另一方面要做好上层工作。把地区和县的参议会建立和健全起来，要聘请一些各界有影响的人士，参加各种抗日团体和从事经济建设，并定期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共商抗日大计。为了对付敌人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必须十分爱惜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尽量节省开支，反对铺张浪费。除抓好农业生产之外，还要发展手工业，兴办合作社，开展集市商业，繁华农村经济。会后，他深入基层，亲自抓落实工作。
    12月，他接到三旅旅党委的报告。报称该旅供给部的一个干部杨德林，犯有严重的贪污罪行，旅党委拟判处死刑，请师党委批示。刘炎一面看报告，一面思考，当时经常行军作战，生涯很不安定，他贪污这样多钱，往那里去用呢？杨的妻子，来到他的住处，诉说冤情。他详细询问了她家的生涯开支和杨的历史及工作情况。找不到贪污钱款的出路。于是他在报告上批示：杨德林若犯有如此严重的贪污罪行，理应从严处理。但大量贪污的款项，用于何处？应调查清楚，再做决定。对人的处理，要特别慎重。
    旅党委根据刘炎的指示，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和详细核算。发现是他把账目弄错了，他本人没有贪污行为，纠正了错案。
    有一天傍晚，刘炎在村头散步时，杨的妻子突然跑过来，跪到他面前说："感谢救命恩人！老杨他没事了。"刘炎赶快把她扶起来，她接着说："老杨是个老粗，不会记账，钱全错在账上。现在查清楚了，若不是政委考虑的周到，他那一条命就完了。"刘炎安慰了她几句，并叫她转告杨德林，接受这次的教训，今后一定要把账目记清楚，切勿粗心大意。这一事例，曾在一师和苏中军区广为流传，受到称赞。
     1 942年春，日军在如东县丰利镇集结3000兵力，预备"扫荡"苏中地区。当时刘炎正住在海滨乡乡长高亚东家中养病。粟裕请他回司令部参加作战会议，研究反"扫荡"作战方案。他冒着倾盆大雨赶到司令部驻地八埝庄，听取粟裕讲述作战方案。他全面分析了敌我情况，完全同意粟裕的作战方案。会后，他当晚返回驻地。粟裕指挥部队，机动灵活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此后，刘炎的病情日趋严重。但他仍带病坚持工作。陈毅鉴于当时苏中根据地，生涯条件很艰苦，战斗又频繁，不利于刘炎养病，决定送他到上海去治疗。
   (十)、上海脱险
    1943年初，陈毅派参加过上海起义、很熟悉上海情况的冯少伯去上海执行任务，并护送刘炎到上海养病。他们乘海船到达上海，开始住在冯少伯的亲戚家里，刘炎帮助冯少伯把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安排好，才以苏北棉花商的身份住进法租界内的虹桥疗养院。
    他住进疗养院之后，对苏中的工作仍很关心。当苏中到上海工作或治病的同志来看他时，他都很热情地和他们交谈、详细询问根据地里的情况，并把从敌人报纸上看到的国际、国内大事加以分析，对他们讲述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处境的种种困难，和抗日战争取胜的远景，鼓舞他们的斗志，提高胜利的信心。
    他在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病情稍有好转。他感到住院费用大高，就致函陈毅和粟裕要求出院，改为门诊治疗。
    陈毅和粟裕认为他可以出院，但出院后，必须有亲人陪同。当时恰好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患中耳癌，需回上海治疗。3月下旬，粟裕就派交通员和陈模护送邹韬奋去上海。他们从南通坐船到上海后，邹韬奋就回家了。次日陈模到疗养院把刘炎接出来，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亚尔培坊一家私人小楼里，由作家金人负责掩护。（金人当时名张X X ）这座小楼共有3层：一楼由房东太太和他的孩子居住。二楼空着无人住。三楼共有四个房间。金人夫妇带一女孩和刘炎夫妇分别住朝南的两个大间。女佣人阿宝住朝北的一小间，另一间为吃饭间。
 刘炎搬到这里以后，政治警惕性很高。因为陈模曾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他怕她在街上遇到她的同学，引起麻烦。就和她商定，俩人不要同时出楼门。在马路上分开走，一前一后，不并肩同行。每日早起床后，刘炎先下楼到公园去散步，陈模后出去。他到诊所看病时，都是步行前去。因为像他这样装束的人，坐电车或公共汽车有失身份，容易引起敌人怀疑，若雇小汽车既花钱多又太显眼，亦容易引人注意。
 这时代，他从不到电影院、剧院等公共场所去，大部分时间用于写毛笔字，看报纸和阅读古典小说。
    6月7日，是旧历的端午节。这一天的黎明，陈模忽然听到楼下有汽车和脚步声，她立即把刘炎推醒，刘炎迅速起来，到窗前向下观看，只见大门外，有带枪的人把守，接着听到有些人走上楼来，冲入金人的房间，把房门关上，有人问："你是张X X吗？"金人大声答："不是，你们弄错了。"那人又说："没有错，你被捕了。"接着翻箱倒柜进行搜查，这时刘炎告诉陈模："你照常睡觉，好像没事一样，等有人敲门时，你再慢慢地起来。"说完，穿上睡衣，悄悄地下楼，走入卫生间。
    敌人搜查了一番之后，把金人夫妇和3岁的女孩一齐带走了，看守大门的人也撤了。刘炎赶快回到楼上，边穿衣服边对陈模说："乘敌人还未发觉我们，赶快离开！我先走了，你吃过早饭再走，什么东西也不要带，免得引人注意。你先到金人的哥哥家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到蔡云娥家找我，蔡云娥是地下党员，很可靠。如发现有人跟踪，就不要去蔡家。"同时把第二个约定地点告诉陈模。陈模说："这么多东西，都丢下，多可惜呀！我拿一个小皮箱吧！"刘炎果断地说："不行！你带上东西，就意味着不再回来了。房东就不让你出门了。"他穿好衣服，就像往常出去散步一样，平静自然地走出楼门。
    陈模吃完早饭，也空着手往外走，房东太太拦住，不让她走，和气地说："太太，你们家出事了！你不能走,你们都走了，我不好交代。"陈模身上带着预备送给医生的一张三十元的大红色礼券，就机智地从衣袋拿出来，给房东太太看了看，微笑地说："今天是端午节，我给大夫送礼去，一会儿就回来。"这时，阿宝走下楼来对陈模说："太太，今天买菜的钱呢？"她随即掏出几元钱，递给阿宝说："今天过节，多买点儿菜。"很自然地边说边走出门去。
    陈模走到金人哥哥家住的巷口时，看到有些人神色不安地站在门口，便停步向身旁门口站着的一位慈祥的老伯询问xx厂张经理的住处（张经理即金人哥哥）。这位老伯把她拉入他的家中，轻轻地对她说："张经理家就在前面，今天旱上，巡捕把他全家的人都抓走了，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你不要去了。"
    陈模谢过老伯，走出巷口，向后看了看，无人跟踪,便先到楚青家里（楚青是粟裕的夫人，当时住在娘家待产）。告诉她金人兄弟两家都被捕了。到了傍晚，陈模换上楚青母亲的衣服，来到蔡云娥家，告诉刘炎金人哥哥全家也在今天早上被抓走了。刘炎听后，紧锁双眉，站起身来，对蔡云娥说："不好，不好，金人兄弟两家同时被捕，情况严重，我们要迅速离开上海。"因为刘炎知道，他在上海养病用的钱，是从苏中汇给金人的哥哥交金人的，可能由此引起敌人的注意，当晚蔡云娥夫妇商议了一下，决定抱着刚满月的婴儿，以回娘家为名，护送刘炎夫妇离开上海。
    第二天早晨，为了避开敌人在上海火车站盘查，他们一行从上海西面的真如小站上车，先到苏州裘晋岳先生家暂住，等待军部派人来接。
    6月中旬，潘汉年派来交通员，把刘炎夫妇护送到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黄花塘，继续治疗。后来，潘汉年告诉陈模，当他们走后不久，敌人就派便衣住在金人家中守候，把阿宝也软禁在三楼上，不准出来，幸亏刘政委当机立断，迅速离开，否则就走不出来了，真险！
 数月后，上海地下党把刘炎在上海来不及带出的衣物，全部送到军部，交给刘炎，刘炎除留下一件皮袍外，全部送给军部宣传队供演剧用。后来，他听说刘晓要到敌占区去工作，为了节省开支，他把这件皮袍又送给刘晓，刘晓直到现在还把这件皮袍保留在家里，作为永世的纪念。
   (十一)、长眠山东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停战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为了集中兵力覆灭蒋军的有生力量，新四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向北转移，从苏北到山东的途中，刘炎的病情开始恶化，右腋下的肿瘤比拳头还大，十分疼痛。医生给他安排一副担架，他为了节省人力，不坐担架，坚持骑马。有时痛的历害，他就伏在马背上，宁肯自己多吃苦，不愿给别人增加负担。
    11月，他随山东军区后方医院，住在山东省临沂县西南的西桃花村，当时，他右腋下的肿瘤急剧增大，剧烈的疼痛折磨得他满头大汗。白天不思饮食，夜晚不能成眠，医生打止痛针也不见成效，他咬紧牙齿，一分钟一分钟地坚忍下去，从不呻吟一声。
    房东老大娘看到刘政委病成这个样子，就抱了一只下蛋的母鸡，对警卫员小王说："杀了它，给刘政委补补身子，这是俺的一点心意。"他听到话声，就把老大娘请进屋内，满脸笑容地说："老大娘；谢谢你，你的心意我发了，这是下蛋的鸡，绝不能杀,留着它下蛋卖点钱，补贴你家的生涯。现在你家的生涯这样苦，我是吃不下去的，我有白菜和馒头吃已经不错了。"经他再三劝说，老大娘把鸡放下，流着泪对小王说："刘政委真是个好人，病成这个样子还事事想到我们穷人。"
刘炎几天不进饮食，医生要给他注射葡萄糖，他和蔼地对医生说："现在药品紧张，留着给重伤员用吧！"
    他在重病中，仍很关心战局，当前方的同志回来看他时，他忍着痛向他们询问战况。还亲切地对他们说："现在前方吃紧，你们的工作很忙，转告前方的同志，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你们多打几个胜仗，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我比什么都高兴。"
    敌人大军压境，我军浴血奋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工作特别重要，前方有许多工作需要他去做，妻子重病瘫痪在床，身边的小女儿只有两岁，这些都使他放心不下，虽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但可惜自己只有四十多岁，就再也不能为党工作了，内心无比悲痛。11月20日晚，他叫人把陈模抬到身边，慢慢地说："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生命交给了党。我一生奔波，两袖清风，没有给你和孩子留下一点东西，你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身残志坚，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跟着党，坚持革命到底……"说着说着闭上了眼睛，遗憾地告别了人世，年仅42岁。
    刘炎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对人热情诚恳的作风，高度的原则性，深入详尽的政治思想工作，俭朴的生涯，谱写了自己的光辉历程，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光辉的形象，后人学习的楷模。中共中央华东局的讣告中，称他"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战功甚伟，他毕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之精神，永垂不朽！"陈毅在他的墓碑上题写："献身革命勋劳永存，服务人民无限忠诚。"粟裕、梁必业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谈到刘炎时，都说："刘炎同志对党忠诚，为人厚道，作风正派，待人诚恳，生涯俭朴，平易近人，考虑问题比较全面，有老红军的好传统。"

桃源县人民对刘炎烈士更是十分怀念，为此把他诞生的村庄孔水坡下庙湾，改名为刘炎村。

八，黄桥战役

    黄桥战役，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是1940年新四军向苏北敌后发展中，于江苏泰兴县城以东黄桥地区，在陈毅运作和粟裕具体布置下10月3日至6日粉碎苏北国军韩德勤部进攻的一次战役决战。黄桥战役新四军的胜利，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打击了苏北国军，争取了中间势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战役简介

黄桥战役，又称黄桥大捷，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的著名战役。1940年，陈毅发导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以七千人(真正的战斗人员仅五千人)的兵力，战胜了国民党韩德勤部三万人（实际参战仅韩德勤本部之89军1.5万），歼灭其一万一千余人，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黄桥大捷后，苏北新四军与从山东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会师于盐城，从而迎来了苏北抗战的新局面。[1]

黄桥决战的胜利奠定了苏北抗战大局，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提出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次战斗以军政并用、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特点驰名中外。[2]

    战役背景

    苏北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在省主席陈果夫的发导下，积极进行壮丁训练和国防工事的修筑。1937年11月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接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以韩德勤为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8年初韩德勤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实际代理总司令）兼八十九军军长，并于当年5月兼任江苏省代理省主席，在苏北建立国军敌后根据地，进行对日游击战。

1938年初徐州会战爆发，韩德勤在苏北担负会战地域南线的战斗任务。5月上旬，日军佐藤支队从盐城北犯，韩德勤率部迎战。但因韩德勤部多为保安团改编战力较低，而且韩德勤兵力分散（因防守东海和增援台儿庄，其所辖之57军仅一个旅参战），正面阻敌失利。蒋介石通电斥责韩德勤，电文曰:“查阜宁之敌不满三千，长驱千里如入无人之境，目下竟有窥东海遮断陇海路之趋势。该副总司令所部兵力优敌五倍，而丧师失地，影响主力军侧背之安全，将何以自解?”日军攻占阜宁后，因在沿途等地留守兵力较少，国军韩德勤部保安旅等部队对天生港、南通、如皋、东台等地的留守日军进行反攻，并挖毁公路、破坏桥梁，致使日军通向后方的200公里运输线断绝，日军被迫组织武装船队转而走水路运输。由于后方交通线遭到破坏、各据点被连连攻击，日军华中派遣军被迫命令阜宁日军停止前进，以一部向海州（连云港）挺进。日军101师团之101旅团在驻守阜宁时代“扫荡附近之敌”，遭韩德勤第24集团军之111师、117师有力反击，产生很大伤亡。导致日军恼羞成怒，将附近数华里内的村镇全部烧毁，枪杀大批村民。[3]徐州失陷后，蒋介石要求韩德勤“仍指挥缪征流军，务尽守土之责”，到万不得已时，可在苏北实行分区游击。因此白崇禧在回忆录中曾称：“五战区于徐州会战时，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我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

武汉会战时代，苏北地区的韩德勤积极策应，率所部积极破坏津浦铁路南段，1938年7月反攻克复东台、盐城、阜宁等地，8月底反攻徐州一度攻入徐州西关，先后获蒋介石嘉奖：“该军忠勇歼敌，迭奏肤功（大功），至深嘉慰，尚希再接再厉，扰敌后方，以利全局。”“该军忠勇抗战，殊堪嘉赏，仍望继续努力，奋勇杀贼，牵制敌之后方，使对武汉会战有益，厥功至伟。”（电文见《第廿四集团军副总司令韩德勤在武汉会战中的电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划定“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老黄河以南为鲁苏游击战区”，以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韩德勤、沈鸿烈为副总司令。因鲁南和苏北不便统一指挥，军委会于苏北成立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驻兴化），由韩德勤专门负责鲁苏战区南部的苏北部分。之后第24集团军番号撤销，由副总司令部直接统辖所属部队。1939年10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辞去江苏省主席的兼职，韩德勤正式担任江苏省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

自鲁苏战区成立以来，苏北连年游击作战接续。据统计，在1939年初至1943年春撤离鲁苏的五个年头里，鲁苏战区大规模游击作战达20次，小规模游击战斗达5000次以上，获有确切战果者达2900余次。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战斗发生在苏北。比较重要的例如：1939年2、3月份日军发动卜号作战，出动第21师团一部、第5师团一部、第114师团一部，并在华中派遣军一部和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在20日内占发了淮阴、涟水、阜宁、海州等城镇，并不时发起对韩军的扫荡。经日军打击，苏北国军丢失苏北北部，韩德勤率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此后苏北国军仍控制运河中段区域，开展游击战袭扰日军。1939年10月，日本第15、第21师团，分三路进攻韩德勤的根据地高邮湖一带，第89军第117师、副总部独立团（独立第6旅前身之一）和税警总队、江苏保安第三、第八旅等部，与日军激战20余天，高邮、宝应失而复得，并攻克盐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同年11底至1940年初，在冬季攻势时代，韩部向淮阴、宝应、六合等地展开主动进攻，作战十余次，歼敌数千。1940年又两次粉碎日军的“扫荡”。[5]

新四军发展

新四军的建立：

1937年10月，经中共中央的努力，国共两党代表团多次谈判，终于杀青协议。12月国民党政府军政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2月上句，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镇集结改编。全军编为四个支队共1万余人。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各支队自1938年2月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3,4月间，第一、二、三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四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墥会合后，进到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随后，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随时预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这时，苏浙皖大部地区己成敌后。然而，敌军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村庄尚无敌踪。国民党在苏南、苏北沦陷区内，布置了相当数量的正规军作为骨干，同时指挥大批地方保安团队，还组建和收编了众多的游击队，开辟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坚持了较大规模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7]同时，新四军也希望进入这一地区发展。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共安徽省工委派出党员到一些游击队进行工作，并掌握了部分武装。这些表明当时主客观条件相当好，它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华中敌后抗战创造了极好条件。

新四军成立之初，其江南部队归顾祝同第二战区节制，江北部队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节制。抗战初期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在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均保存大量国民党表彰新四军“精忠报国”、“英勇杀敌”、“不胜钦佩”之类的嘉勉电文。诚如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日一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

但虽然国共两党因为日本侵华而实现了妥协，双方却都对对方高度戒备与防范。

如1937年八路军129师政委张浩在延安演说时说：“提出与反革命合作，真是难过万分，尤其是对于反革命头子蒋介石，更是誓不两立的”，但“共产党是国际的党，他的战略与策略及一举一动，是不能脱离国际的……目前全世界的敌人是法西斯蒂，中国打日本，不独是打中国的敌人，亦是打世界的敌人。……（合作后）以无孔不入的手段来组织群众影响群众及争取群众，以扩大强壮有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和后备军，以待必要时，实行无产阶级的专政，以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实现。……（合作后）物质得到了，经济得到了，弹药得到了，精神上得到了，兵员增多了，共产党的影响亦扩大了。……这一切究竟是对我们有益呢，抑是对敌人有益呢？……见到革命到了高涨的时候，我们的策略马上就要改变。”[9]1938年初，国民党获得张浩讲话的小册子，经蒋指示大为印发，分送给国民党临全大会代表，意在为国民党人敲警钟。

新四军成立后，南方红军及其游击队集中为新四军四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陆续调离原地，集中到皖南和皖中指定地区后，其所设立的以照顾官兵眷属为目的留守处，就成了国民党地方当局防范的重点。因为这些留守处事实上又多负有中共在当地的组织联络宣传之责，从事着“秘密吸收党员发展党组织，介绍青年参加新四军或投奔延安”之类的工作，最易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敌视与嫌恶。

国民党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八路军是在1937年8月下旬改编，随即先后出发至华北抗日前线。3个师出发时的确实人数约为人，九十月间因行军作战等原因且出现减员。10月以后开始着重于扩兵发展，经过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到12月底已扩军到余人，还发展了游击队人。1938年底，八路军进一步扩展到16万人左右。

在此时代，八路军先由陕北一隅之地，按照蒋令加入阎锡山第二战区，在山西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后山西大部沦陷，八路军遂留在敌后农村建立根据地，立稳脚跟后即开始分兵跨出战区，以游击方式进至河北、绥远，随后更进入山东敌后农村，创建根据地，这时已开始预备着手向华中敌后地区发展。由于它完全针对敌后空虚的情况自由行动，不受战区约束，不受进入省份原省府的管辖，自行组建诸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晋察冀边区政府等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方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武装，其在华北敌后迅速取代了国民党的地位，成为除了日本占发军以外最具影响的力量。

中共军事力量据有割据之区一年增加数倍，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紧张。为阻止八路军进一步扩张，蒋曾下令不许部队跨越战区，并特别选派在河北有相当人望的鹿钟麟担任省主席，设法逼八路军退出河北归还第二战区。

国民党对共的敌视心态在国民党将发与蒋介石往来的电文中体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眼中中共的行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将来能取国民党而代之。鹿钟麟的电文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八路军“自去岁春间派遣东进纵队入冀以来，假抗日驱伪之名，实行搜枪扩军之举”，八路军“无所不用其极，对友军则威胁分化，希图隶属改编，以抗日为名，而行植党扩军之实”。[13]中共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动员，国民党认为中共的这一政策“近为培植势力”，其目的是“企图创造将来改变革命之核心”。

由敌视自然要产生防范，特别是对中共军队的严格控制。蒋介石力图控制中共军队的数量，“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15]其后，虽然中共军队人数有所增加，八路军辖3个师约2万余人，新四军编成乙种师两师（两旅四团制）计在多人，“但总数不得超过四万五千人”。在中共军队发导权的问题，蒋要求“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16]1938年12月29日，彭德怀提出“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力，应受八路军指挥”，同时为便于抗战，“华北行政区应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各行政区主任，以各该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兼任之”。[17]这种使中共势力扩大的事情，国民党是不能接受的，故国民党军令部研究认为，“八路军不可在既定战区内活动，宁可另划一战区归八路军负责”[18]，并以“因八路军长于游击”为理由，将八路军分散在各交通沿线。为防中共势力扩大，又给八路军划定区域，“不得在划定区域以外活动及派遣游击队”。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基本上坚持了继续持久抗战的立场，但并未断然排除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媾和的可能性；在强调重整党务、恢复党誉的同时，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确定既合作，又限制的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

新四军的规定游击区域和其实际发展情况

国民政府最初划给新四军的游击区域为：第1、2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金（坛）公路以西；第3支队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第4支队在皖中淮南铁路沿线一带。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给项英一份有关新四军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即第一个“五四指示”)，该指示重点指出，新四军应该利用日军进攻正面、后方空虚的时机，首先遵从国民党的命令，开到他们指定的区域中去；然后，就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的限定，向苏中苏北发展。“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预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注，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一带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游击区域，江北属于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的游击区域）。14日，中共中央再电，强调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日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应充分利用日前的有益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为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周恩来于1939年3月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二条原则，即:“(一)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发展；(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22]依据这些原则与新四军发导人商定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方针。

江南新四军的东进和北上：新四军第1、2支队在国民党规定区域内建立茅山根据地后，随即突破限定，于1939年5月进入丹（阳）金（坛）公路以东的无锡、苏州、上海一带区域，与中共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工委所属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建立数个根据地。这一带是第三战区划给忠义救国军的活动区域，因此新四军进入该地区后，就与忠救军产生频繁摩擦，继而爆发几次大规模战斗。9月29日，新四军江南负责人陈毅与国府江南行署主任冷欣谈判，拟定双方撤兵方案，10月初江抗一度撤回扬中。但中共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鉴于东路地区（即苏南宁沪铁路以北、锡澄公路以东地区）的重要性，于11月后再次进入这一地区，双方摩擦于是连绵接续。茅山根据地建立后，陈毅也积极谋划向苏北发展。1939年4月9日，新四军一部自镇江姚家桥、新桥一带北渡夹江进入扬中，击败江苏省保安第九旅所属贾长富团，占据扬中。随后，新四军挺进纵队第四支队在梅嘉生率发下进入苏北吴家桥地区。1939年11月，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向扬州、仪征、天长一带地区发展，称苏皖支队。1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进入扬州、泰州一带进行游击。1940年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梅嘉生与苏皖支队合并，仍称苏皖支队，并与挺进皖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取得联系（第5支队见后）。 1939年11月，第1、第2支队发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担任正副指挥，统一发导在苏南和向苏北发展的部队。

皖中新四军的东进：新四军第4支队于武汉会战时在皖中游击。1938年9月，第4支队第8团进入皖东的肥东、全椒一带活动，随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带发军部特务营和部分干部从皖南北渡长江进入皖东，第4支队其余部队陆续到达皖东。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徐海东分任正副指挥，统一发导第4支队和7月以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以张所带军部特务营改编）。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注，津浦路东属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游击区域）；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巢县、无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

新四军游击支队的东进：1938年9月30日，中共河南省委在河南确山县竹沟镇组建的游击支队（由彭雪枫指挥）东征，11月11日抵达西华县杜岗镇，与原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发导的豫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一部及肖望东率发的先遣大队会师，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随后继续东进，初创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皖东北和江苏邳县、睢宁、铜山等地的工作。该部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

八路军新四军的会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军总部指令，1940年5月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344旅、新编第2旅及教导营干部共约1.2万人南下，分两个梯队先后来到安徽涡阳地区。活跃于鲁西南地区的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9年5月南下至徐州以南、灵璧以北地区，展开游击战。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之一部南下邳县、睢宁、铜山一带。

1940年8月，新四军第6支队（欠第4总队）与八路军第二纵队第344旅（欠第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随后新四军第6支队中的第4总队与南下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二纵队新2旅及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决定，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担任向西防御任务，由第五纵队担任向东发展任务，预备东进苏北，配合陈毅、管文蔚、叶飞的苏北工作。

此外新四军尚有鄂豫挺进纵队，以确山留守的部分新四军部队组成（李先念任司令员），活动在河南信阳以南，湖北应山、京山、天门、荆门等地。

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项英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的任务是“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23]

1939年冬，新四军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但在华中仍有广大地区尚待开辟，抗日根据地有待巩固。因此，尽速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是关系到抗战全局的一项战略任务。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华中敌、友、我各方的情况，深入地研究了发展华中的突击方向问题。认为，在华中敌后，新四军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有三个，一是鄂豫边区；二是豫东地区；三是江苏北部。而江苏北部“是有最大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认为向西发展受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限制，目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对我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益。因为这时苏北地区己成为敌后，大多数县城无敌据点，只在交通沿线和部分城镇驻有日伪军，国民党军仅有韩德勤部，他们鱼肉白姓，为人民所痛恨，且内部矛盾重重。这里南临京沪，北控徐蚌，依江濒海，回旋余地大，有益于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向南可与苏南抗日根据地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日本侵犯军总部。向北可与山东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背靠115师。向西接冀鲁豫，与129师相呼应，相互依托，利于发展，便于沟通华中与华北的联系，有益于新四军同八路军陇同作战。因此，确定把苏北作为新四军当前的战略突击方向。同时，建议中央指派江南新四军一部北上，华北八路军一部南下，合力开辟苏北。1940年1月11日，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合力发展苏北的布置和建议。

战役前奏

双方摩擦

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的发展，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和警惕。随着新四军自西、南两面，八路军自北面逼近苏北，尤其是皖东的新四军正处于苏北国军与重庆后方的联络补给线上，使韩德勤感到莫大的威胁。

1939年，韩德勤出动正规军包围突袭了进入本辖区内东海县的八路军独立第三团，杀伤该团团长以下数百人。同年夏，又围攻活动于高邮湖以北闵家桥地区的抗日游击队，惨杀该游击队发导人陶容以下数百人，其中大部是共产党员。当地的陈文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是民间抗日武装。陈文仰慕共产党发导的新四军治军有方，遂派员与中共苏北工委取得了联系，主动请党整军。经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批准，委派苏北工委委员吕镇中及陈淦去陈部创办教导队，并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韩德勤因陈文屡不听调遣，仍在扩充部队并有投共之嫌，派主力八十九军突然将其包围，狠打一个星期，全部缴械或杀害，团长陈文也遭谋杀。

1940年3月，韩德勤致电军委会称：“请严令各部队非经军委会、战区长官令准，不得自立名目，组织游击队。理由：查苏鲁豫皖边区一带，发现某军某支队名义之杂色军队甚多，到处收缴民枪，非法组织民众。”该建议得到国府军委会的批准并转各战区执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之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5]

半塔集之战

1940年2月10日，中共向前方将发发出《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三）胡服（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到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四万。……”

1940年3月，国民党军方制定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由李品仙、韩德勤部进入淮河南北，将中共军队压迫到长江以南或伺机歼灭，以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之南北联系。蒋介石虽然对八路军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不赞成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产生大规模冲突，只倾向小规模各个击破，于是修改方案，密令韩德勤“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预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军委会对苏鲁战区指挥布置文电》（1940年），中国第二档案馆馆藏，中华民国国防部史政局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787-3518）接到蒋介石命令后，韩德勤布置117师刘漫天部3月底在本辖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攻击违令进入的新四军，并主攻皖东新四军第八支队发导机关驻地半塔集（注，半塔集在津浦路东属军委会划分给韩德勤的游击区域）。

半塔集当时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双方兵力悬殊，半塔集坚守待援，十万火急。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之命，从江南刚刚过江、驻扎在江都吴家桥的挺进纵队在副司令叶飞率发下，日夜兼程，火速西进，前往增援。最终，在半塔集守军和挺纵援军的奋力反击下，国民党顽军的围攻被击溃，半塔集战斗取得胜利，粉碎了韩、李顽军东西夹击聚歼新四军守军的阴谋。
　　在半塔集，叶飞见到了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双方进行了一次长谈，就苏北局势交换了意见。刘少奇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要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奋起自卫。他分析：八路军黄克诚部正在南下，已到达陇海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五支队在皖东的布置亦已展开；江南新四军也预备渡江北上。对苏北三而合围的态势已经形成。他希望叶飞在苏北担负起“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

1940年春中共对新四军的电报指示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指示内容有：“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发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发区域发展。”[28]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放手发展，扩大至2万人枪；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等地建立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陈毅发出指示：速令叶飞在（长江）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

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各部队，提出江北反顽行动布置意见：继续打击李品仙，孤立桂系；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展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坚决覆灭之。

同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首先向省韩下手。

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郭村之战

5月中旬，叶飞率西援挺纵部队返回江都吴家桥原防，17日，与来吴家桥“扫荡”的1000多日伪军遭遇，挺纵部队未能休整便投入反“扫荡”。双方激战1昼夜，日伪军死伤惨重，逃回江都仙女庙据点。为防止日伪军集结更多兵力丙次进行报复性“扫荡”，新四军决定冒雨连夜转移到江都宜陵。在宜陵，部队分析了战斗形势，认为吴家桥地区北而是通扬河，南而是长江，新四军活动的范围只有东西30余里、南北20余里，活动范围非常狭小，如果日伪军数千人来“扫荡”报复，难以与其回旋周转，于是决定转移到通扬河以北、宜陵东北的郭村，进行休整。
　　郭村地形复杂，北边、东边是水网，南方是开阔地，易守难攻。同时郭村正好处于日伪、韩顽、“两李”二股势力的结合部，属于苏北国军的辖区（新四军进郭村的时候曾向苏北国军“借住”，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该地属于苏北国军辖区）。西边10里外，是日军的高邮、邵伯据点;北边10里外，是韩德勤部队张星炳的保二旅；东边离泰州20多里，南方是宜陵、塘头，是李明扬、李长江的地盘。

1940年6月27日韩德勤“着李(明扬)总指挥指挥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团部队及泰县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泰兴地区所有匪军包围，一举而歼灭之”。[33]7月初，李长江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和大炮向郭村发起三次总攻，整团整营的兵力扑向郭村。挺纵和苏皖支队全力反击，坚守阵地，歼灭李部3个团，击溃10个团，俘获李部主力陈中柱等700余人，缴获步枪600余支、轻重机枪10余挺，李部全线溃逃。至此，李长江对郭村的进攻被彻底粉碎。并乘胜攻取塘头，直逼二李老巢泰州城下。李明扬致电军委会要求增援，蒋介石此时正考虑与中共军队的画界之事，即全盘解决与中共的军事冲突之问题，故复电李明扬“对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中央正谋整个之调整，为避免冲突，目前应暂缓实施（增援）”，劝李明扬“静候解决为要”[35]。李明扬无奈，被迫承认新四军对部分地盘占发的既成事实。经双方谈判，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为原则，杀青口头协议：新四军放还李部俘虏及部分缴获枪械，二李答应允许新四军借道东进，并表示在新四军以后与韩德勤的摩擦中保持中立，同时新四军答应东进后将每月税收达5万元的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

    新四军攻占黄桥

新四军在江北的胜利使陈毅得到鼓舞，决定以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6月下旬以后，江南新四军主力陆续渡江，在吴家桥地区与新四军挺进支队、苏皖支队会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全军改编为三个纵队。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下令：“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36]1940年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三路，一纵插到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二纵插到黄桥以东，三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二李依约让路。韩德勤得知消息后，一面电责李明扬为何不阻击新四军，一面命令驻黄桥的江苏省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自黄桥向北攻击，命令陈泰运税警部队由曲塘南下，南北夹击，歼灭新四军。7月29日，击溃泰韩德勤命令进攻新四军的保安第4旅及税警总团等部后，进占原属苏北国军的黄桥地区。新四军进驻黄桥后，一方面转兵向南，积极打击日伪，粉碎日伪两次报复性扫荡；一方面积极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泰兴、泰县、靖江、如皋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南通、泰兴临时行政委员会。9月成立了苏北区委，陈毅任书记。

1940年8月，韩为挽回颓势，在东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先打东进到黄桥地区的新四军陈毅部，以李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以其所属主力及陈泰运所属的两个纵队为右翼，以第八十九军第一一七师独二旅为左翼。会议时代，韩突然宣布扣押保二旅旅长张翼和保四旅旅长何克谦.冠以“私通共产党”和“守黄桥不力”等罪名。借以杀鸡傲猴。

    再战姜堰

面对江北新四军的进攻和皖东八路军的南下，韩德勤两面受敌。鉴于北面八路军的强大兵力，韩德勤决定先南后北，先解决兵力较少、立足未稳的江北新四军陈毅部。1940年9月4日，韩德勤集结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和保安第三旅为右路军于姜堰，集结第117师(欠1旅)、独立第6旅(欠1营)、保安第一旅(欠2营)为左路军于曲塘、胡集、海安一线。右路军二李和陈泰运部因平素和韩德勤的矛盾以及新四军的分化，受命却不真动，真正出动的只有韩德勤本部的左路。左路国军攻占营溪后，又向古溪进兵。9月6日，新四军击溃保安第一旅复占营溪，国军进攻失败。新四军释放了该旅被俘副团长以下全部人员，确保了该旅在后来的黄桥战役中逡巡不进，中立观望。韩德勤在营溪受挫后，对新四军采取封锁政策，命令保安九旅张少华据守姜堰，封锁新四军粮食来源，企图困死新四军于黄桥地区；又命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将新四军压缩在沿江狭小地区。陈、粟决心拿下姜堰，打通粮道。9月13日，新四军发动进攻，面对姜堰的电网防御，新四军以自行车内胎裹住马刀柄，斩开电网，打开了突破口，经过一天激战，打掉了36个碉堡，攻占姜堰，歼灭韩军千余人，俘虏2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新四军攻占姜堰后，双方进行了谈判。韩德勤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陈毅在姜堰召开的军民代表会议上，公开表示:为了达到苏北合作抗战的目的，新四军愿意退出姜堰。陈毅慷慨陈词，说明新四军“进驻黄桥以来，对韩顽作了极大的让步，目的是希望和平、一致抗日。如今我们退出姜堰，仍然希望得到和平。如果韩顽仍旧进攻，我们将采取自卫”。9月30日，新四军将姜堰让给泰州“两李”和陈泰运。这一举动，进一步分化了二李、陈与韩德勤。

    统战工作

1940年郭村之战后，陈毅东进黄桥建立抗日根据地。韩德勤调兵扑向黄桥。为了团结抗日，陈毅请国民党元老胡显伯等从中调解。胡显伯毅然出山，呼号于决战前夜的苏北战场。9月下旬，胡显伯与韩国钧、黄逸峰、黄辟尘、朱履先等八县名流，齐集黄桥丁家花园，与陈毅分析局势，研究对策，后联名发出三函：第一电函致苏北各军事长官，呼吁合力对外；第二、三封电函致重庆黄炎培并转蒋介石，控诉韩顽纵敌害友罪行，主张驱韩。9月26日，胡显伯等士绅前往姜堰，向陈毅传达韩德勤关于新四军必先退出姜堰以示和平的条件。第二天，胡显伯等出席姜堰军民代表会，陈毅慷慨宣布新四军顾全大局退出姜堰！其后，胡显伯等却闻韩顽又提出新四军必须开回江南。（注，长江以北是军委会划分给国军鲁苏战区的游击区域）陈毅也曾写道：“即到姜代表黄辟老、胡显老、黄委员诸公，亦哗然有受人愚弄之伤感。”

当时，陈毅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思想，对苏北的军政形势做了正确的分析与估计。认为驻在泰州地区的苏鲁皖边区游击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李长江和驻在曲塘的税警总团的陈泰运等地方实力派，拥有大约三万兵力，目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要求，但是受到韩德勤的排挤和打击，因此，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陈毅为了做二李的工作，曾亲自三下泰州，向二李宣传抗日的卞张，晓以民族大义。慑于我军声威，加上陈毅富有感染力的言辞，李明扬当即表示，决不会做韩德勤的殉葬品。郭村战斗后，我军完全可以直下泰州，活捉二李。但是，陈毅从抗日大局出发，决定部队停止进攻，将俘虏的李部官兵全部释放，归还所缴获的枪支，把郭村让给二李，并向他们说明，我军驻郭村是为了休整后东进抗日，决不是侵占他们的地盘，同时要求他们团结抗日，助我东进，并在将来韩德勤对我进攻时，保持中立。同样，新四军对陈泰运做了不少工作，使其与二李一道保持中立。
　　二李在其兵败城危时得救，感激万分，便答应了我们提出的要求。黄桥战役中，韩德勤命令一李和陈泰运组成右路军从西北方向进攻黄桥，二李深明大义，稍稍前进了一点就停了下来，“战斗最激烈时，我用以监视二李和陈泰运的部队仅有一个连队，而对方是两万之众，如果他们听命于韩德勤向我发起进攻，那么局势将非常严重，甚至决战的结果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了。”

战役过程

新四军撤出姜堰后交给

二李后，粟裕亲临黄桥前线指挥战役，陈毅在黄桥以西约20公里的严徐庄“总发全局”。韩德勤为恢复黄桥，歼新四军主力于长江以北，调集了包括其精锐主力在内的26个团3万余人，兵分三路向新四军扑来。其布置为：以韩德勤部嫡系李守维89军、翁达独立第6旅为主力，分经营溪、古溪、祖师庙、加力(地名)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以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部为右翼，以5个保安旅为左翼，分别进攻黄桥以西和以南，并掩护中路军两翼安全。（但是因为二李、陈泰运在战役中心怀二志，实际只有韩德勤本部89军1.5万人参见了战斗。）针对韩军进攻布置，粟裕认为，“一般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但此次实力较弱各路非嫡系杂牌军已暗中表示中立，先攻击之于政治不利，且即便杂牌危殆，韩德勤也必定不理会其存亡而是会以先尽力攻下黄桥为根本目标，故而首战应直指进攻黄桥的先锋韩德勤嫡系翁达旅，一旦翁旅被歼，各路杂牌必然不敢动作，且能予敌士气以严重打击。”据此，粟裕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作战方针，命大部主力在城外埋伏，仅以少部兵力守城。由于陈毅等在黄桥决战前对二李和陈泰运做了大量争取工作，使得他们保持中立，因此，在二李接到韩德勤命令后，只稍稍推进了一点就停了下来。加上左路军保安旅又多系乌合之众，害怕被歼，畏缩不前，实际上形成了韩德勤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样利于我军对李守维、翁达的中路军实行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新四军的战略布置是，以第三纵队坚守黄桥，第一、第二纵队隐蔽于敌主攻方向两侧，并先以一部采取运动防御，诱敌进入我黄桥阵地前沿，即全线出击，以分割包围手段，逐一歼灭之。

10月4日下午3时，翁达独立第六旅攻至黄桥以北2-3公里处，粟裕令第一纵队立即出击，分为四个箭头猛插过去。行进中的翁旅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目瞪口呆。新四军首先歼灭翁旅旅部和后卫团，迫使翁旅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到翁旅后方，乘势将其包围。经过3小时激战，独立第6旅大部被歼灭，中将旅长翁达兵败自杀。
　　翁达旅被歼后，战场重心立即转到黄桥城下及其以东地区。韩军为扭转不利的局面，拼命猛攻黄桥，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东门进攻。新四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很大。4日下午，韩军89军第33师以三个团兵力发动总攻，其中一部居然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此时，黄桥守卫战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新四军守城兵力十分有限，情况异常危急。粟裕深知:黄桥如果失守，对89军的包围圈被突破，在完全无预备队增援的情况下，不仅战役任务不能完成，几个纵队势将被敌人分割，被迫分散活动，形成打游击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关键时刻，他把“前指”包括炊事员在内的全体人员组织起来，编成突击队，亲自带队跑步冲往东门。其指挥若定、身先士卒的英勇行动，令指战员们深受鼓舞。在这时，有报告说奉命增援的江南部队一个主力营(老四团第二营)己到距黄桥仅10公里的季家市。粟裕振臂高呼:“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部队立即士气大振，在纵队司令员陶勇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的率发下向敌人扑去，终于夺回了东门。[37]黄桥守卫战的胜利，为实施对第89军的迂回和围歼赢得了时间、预备了战场。此后，战局出现了对新四军极为有益的转折：新四军第一纵队经黄桥东北的八字桥插到东面的分界，第二纵队己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守卫黄桥之第三纵队完成了对己经进入黄桥以东地区的李守维部的合围。至此，新四军己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6日清晨，新四军乘势歼灭第八十九军军部，军长李守维仓皇逃窜，失足没顶于挖尺沟中。至6日中午，黄桥决战胜利结束，韩德勤眼看败局己定，绝望中率残部向兴化方向逃去。

从1940年10月3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共歼灭韩德勤部共计一万一千余人，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毙,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阵亡，俘虏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3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战役影响

黄桥决战胜利

结束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粟裕发导下，乘胜北进，沿通榆路，直取海安、东台。黄克诚率发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为了策应黄桥战役，日夜兼程南下，经涟水强渡盐河，突破韩德勤的黄河防线，占发阜宁、益林、盐城。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和八路军两支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盐城之间的白驹狮子口。两军会师后，新四军在苏北的兵力布置是，陈毅、粟裕率发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3个纵队多人，集中于东台、海安以及（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黄克诚率发的八路军第五纵队3个支队多人，占发皖东北及淮海区、盐阜区的大部分地区。黄克诚和陈毅两支部队密切配合，基本控制了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纵横数百里的苏北地区。[24]

而国民政府任命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军委会正式划分给其的游击区域为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山东以南）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在新四军的打击下，势力逐渐衰弱。原本属于苏北国军的黄桥、营溪、蒋剁、古溪、海安、东台、阜宁、益林、盐城等地，纷纷被新四军夺取，韩德勤部只得收缩在兴化、曹甸一带。

    曹甸战役

黄桥战役后，中共“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歼灭韩德勤残部，彻底解决苏北问题，集中十个团，兵分三路由东向西向韩部发起进攻，陆续攻占国军据守的北宋庄、蒋营、陶家林等地，并完成对安丰、曹甸、平桥等地的包围。华中指挥部下达总攻击令，新四军一二纵队和八路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总攻曹甸。但因中共各部队配合不力、地形不熟、缺乏攻坚能力，且韩德勤部依托工事拼死防御，新四军八路军伤亡较大，不得不停止攻击结束战役。韩德勤虽然守住了曹甸，但地盘被进一步压缩。曹甸战役成为皖南事变的直接导火索。

国民党的反响

黄桥惨败刺激了国民党部分军事将发，何应钦向蒋介石提出，应预备“立即将江南N4A予以解决”。1940年10月19日，参谋总民何应钦和副总民自崇禧又发出皓电，严令八路军、新四军按照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规定，一个月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针对国民党的强硬态度，中共中央经过了慎重考虑，11月9日，朱德等将发发出佳电，对何、白皓电作了公开答复。回电一面称一向遵守军令，一面又拒绝了其要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命令；同时表不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确定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一步以第五战区兵力于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这个计划上报给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蒋介石出于抗战全局考虑，认为这样的计划势必会导致国共全面内战，故而一直拖延未签署。但11月29日，新四军再次发动曹甸战役猛攻韩德勤。12月4日，何应钦、徐永昌拟定了攻击苏北新四军及解决江南新四军办法的呈文:“……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N4A不准由镇江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兔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苏异军竞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予以解决。”甸战役歼灭韩军达8000人，引起国民党高层激烈反响，蒋介石当即批示同意。12月9日，蒋介石亲自下达所谓《展期限新四军北移手令》，宽展时期，命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民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 31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42]12月10日，蒋介石以特急密电命令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布置，并预备如发现江北匪伪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从黄桥战役后国民党的上述电文可以作如下几点判断:第一，皖南的新四军必须移往江北；第二，新四军不能从镇江北渡；第三，江北的新四军不能进攻兴化的韩德勤。违背其中任何一条，国民党军队都会解决皖南新四军。当然，第二条不能从镇江北渡与第三条是相连的，以防止皖南新四军北渡后与苏北新四军合在一起解决韩德勤部。这一条是因苏北新四军发动了攻击韩德勤的曹甸战役后何应钦、徐永昌于1940年12月4日提议得到蒋同意的。到12月底，顾祝同、上官云相已调集40师、52师、108师、79师、144师、62师1个团、新7师1个旅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周围，形成严密包围。皖南上空战云密布，新四军处境十分危险。
　　黄桥战役和随后的皖南事变对国共关系是个严峻考验。而对来势汹汹的这场严重军事冲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双方虽然最终妥协与缓和，而实质上已经貌合神离。除了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变化外，国共军事政治力量对比也发生变化。